1922年初夏，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获悉上海出现不少“赤色书”，就命令侦缉队严查，但忙了多时毫无结果，他气得拍桌子、摔杯子。原来，他企图追踪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因接连碰壁而恼羞成怒。该社曾是隐藏在石库门里的一个秘密，其中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一、
中共一大后，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急需创办一个红色出版机构。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编辑《新青年》月刊，对出版工作比较熟悉，他根据党的工作要求，毅然承担起这个艰巨任务。
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李达寓所。辅德里分布着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四排五十余幢石库门房屋，均为青砖清水外墙，鱼鳞状的黛瓦，石料制成的门框，乌黑厚实的木门。石库门房屋有前后门，弄堂有多个进出口，是普通市民聚居地，非常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这天中午，王会悟炒了两盘蔬菜，和丈夫李达一起用餐，见他似有心事，就问：“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李达想了想，对妻子说：“人民出版社是党的重要机构，可一时还找不到理想的场所，我拟把它设于家中，你看如何？”
王会悟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积极配合丈夫的革命工作，还曾参与筹备中共一大。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完全赞成。这里门户都相类，即使哪天有密探尾随至弄口，也根本看不清被跟踪者到底进了哪个门。”
接着，夫妻俩通过可靠的朋友帮忙，很快悄然以低价采购到了一批必备的出版用物资。在雇黄包车将东西往辅德里运送时，王会悟对丈夫说：“你随黄包车走，我隔一段距离跟着。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我来打岔，设法阻拦一下。”
李达觉得妻子想得挺周到，就挤坐于黄包车，让车夫出发。？
在路上，王会悟一直警惕地注视四周，慢慢行走。
由于伪装得好，黄包车上的东西未遭四处游荡的密探怀疑，顺利抵达辅德里625号。两人鉴于家里只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并不宽敞，遂将底层楼梯间和灶间也加以利用。
1921年9月1日，在沪印行的《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这宣告了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通常称为“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使用“出版社”名称这是头一回。在客厅内，王会悟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月刊，一边看一边对李达笑道：“‘人民出版社是个崭新的名称，人们会产生兴趣！”
李达说：“名称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出版物的质量。仲甫（陈独秀）将返沪，我们会认真商议。”
二、
很快，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专心主持党的工作。他下火车后，拎着一只旧皮箱出站，叫了黄包车径直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陈独秀于1920年春入住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这是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红漆窗檐很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那时，他把楼上厢房作为卧室，也是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同年底，他应邀赴粤担任教育心情不禁有些激动，稍休息一下，就决定尽快举行中共中央局成员会议。
翌日下午，李达、张国焘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先简单谈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再听中共中央局两位成员报告工作情况。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在详细介绍人民出版社的筹备进程后，坚定地表示：“虽缺资金和人力，但一定要克服困难，让这个出版机构运转起来！”
“我相信，人民出版社一定能办好。”陈独秀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在马克思主义着作翻译方面，我将请党内有外语水平的同志全力支持。”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是在中共中央局成员会议讨论过的。
李达经听取党内同志意见，迅速拟定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他准备逐步推出“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别的读物九种。
三、
不久，陈独秀走进梧桐树枝叶掩映的辅德里弄口。他站在李达寓所门前，打量着石库门两边壁柱顶端点缀的西式砖雕，以及门额上清晰的“腾蛟起凤”四字，若有所思。当他轻扣金属门环，立即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王会悟开门后，微笑着说：“仲甫先生来啦，快请进。”她又探视一下弄堂，确定无异常动静，才转身回进去。
在客厅内，陈独秀看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感到很满意：“这已超出中央局通告的要求！短时间内，就拟定’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