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又一程。
　　
　　在俄罗斯的一座乡村，失去丈夫的农妇与儿子相依为命，靠着勤劳的双手，日子虽然不富足但幸福安宁。有一次，回乡度假的庄园主的女儿所乘的马车受惊，农妇的儿子救了她一命，并且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爱上了美丽的贵族少女。备受单相思煎熬的他，为了争取和少女接近的机会，做出了离家到庄园主家当花匠的决定。
　　启程的那天，雨丝纷飞。孤独的母亲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目送儿子欢天喜地朝远方的庄园走去，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执著的背影祈祷着：“孩子，你仿佛被一根施了魔法的绳子牵着往前走，我只希望你回头看一眼母亲，哪怕一眼呢……”
　　年轻的农夫欢快地走着，他吹着欢快的口哨，始终也没有回过头。
　　为了赢得庄园主女儿的爱情，年轻人视苦役为欢乐。秋收的一天，他自告奋勇爬上高高的草垛，卖力地干活，因为他心爱的少女正在楼上的阳台注视这里。高傲的少女或许也被这劳动的场面所感染，顽皮地向草垛上的人们伸出了手臂，年轻人踮起脚尖为了握一握少女的纤手，不幸从高高的草垛上跌落摔死。
　　母亲闻讯赶来了。与儿子分别已久，万万没有想到会以这种结局重逢。当儿子在村人的嬉笑中下葬的时候，她紧紧地搂住冰冷的儿子，没有一丝抱怨，两行热泪从这位一生倔强从不落泪的农妇的脸庞上滑落。她说：“我的孩子！”
　　从小到大看电影无数，许多影片别说情节，就连名字也记不大清楚了，但少年时看过的这部反映俄罗斯生活的片子至今记忆犹新。
　　我恰恰是影片中那样一个孩子，疯狂地爱上了去远方的大路。多少年行色匆匆地穿行于中国的地图，拎起行囊道一声：“我去西藏了！”“我去黑龙江了！”头也不回便出了家门，一心直奔目的地。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院子走了很远，忽然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下头的时候，发现年迈的姥姥、两鬓染霜的父母仍然伫立在阳台上，望着我。
　　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家人都是这样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背影，只是因为我从不回头，所以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离家去江对岸的报社上班的时候，他们同样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回头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们扬起了手。我永远记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站在阳台上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亲，以她不变的柔情站在那里。
　　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又一程。每次风尘仆仆地归来时，我的背囊里总塞有一摞沉甸甸的家书。
　　1998年我得到去南极中国长城站采访的机会，出发的时候，身为画家一生拿惯了油画笔的母亲为我赶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子。当时考察队发的靴子没有女性的尺码，是母亲织的那双厚毛袜才使我的一双脚在男式靴子里没有打晃。在南极大陆的暴风雪中跋涉的时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进了靴子结成冰砣，也多亏母亲给我的羊毛袜让我的双脚抵御了南极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报社的派遣到海外追访郑和下西洋遗踪，连续三年在印度洋沿线的亚非国家奔波。每次出发的时候，母亲都要帮助我准备行囊。她既担心携带的物品多累坏了我，又担心哪一样物品没带上，路上会诸多不便。于是，放进行囊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将近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还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行囊试着背到瘦弱的肩上，体验我将承受的分量。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之后，也门很快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而它也恰好在我“重走郑和路”的路上。抵达也门时，我在深夜被爆竹般的响声惊醒，趴到窗口一看，才知道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平生头一回离枪声如此之近，只身住在一座小旅馆的我，产生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紧张。不久，当地又发生人质绑架事件，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自然也会传到母亲身边。这些事件是我瞒不住的，除非我能垄断世界媒体的信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