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东坡一生坎坷，公元1097年，年过六旬的他再次被贬儋州，并在此谪居四年。

《宋史》记载，宋太祖曾在太庙里立碑，碑上刻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宋朝厌恶的官员，皆免不了要遭贬官流放。而一旦被贬至海中孤岛，对官员而言，与宣判死刑无异。

当时的海南属于大宋最偏远的“远恶军州”，不仅人烟稀少，而且物资匮乏，是一个蛮荒之地。

儋州所处的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居多，语言、风俗皆与中原内陆迥异。《儋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为雨，莫不有毒。”还说：“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因此，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中原赴海南，十去九不还。

苏东坡到儋州后也发出感慨：“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苏东坡生性豁达，临行前，他留下书信：“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用品，人死了就放尸首。所以有人说，苏东坡过海舟中，曾带有空棺一具。

贬谪岭南儋州期间，苏东坡父子因是流放之人，被逐出官舍，不得食官粮，加之当地习俗如此，无奈之下只能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穷苦日子，与家人天天吃当地的主食—山药。

苏东坡向来喜欢肉食，自诩“六十无肉不饱”。流放惠州，他尚可有羊脊骨可买，啃得津津有味；到了儋州，便“至难得肉食”了。“食无肉”的生活让无肉不欢的苏东坡无法忍受。此时，这位美食大家恐怕做梦都会梦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元符二年（1099年）四月，岛上大旱成灾，眼看将有绝粮之忧。小儿子苏过陪伴在苏东坡身边，看父亲日渐消瘦，又无可奈何，一日突发奇想，用北方做羹的方法烹制山药，其味道竟然让苏东坡赞不绝口，取名“东坡玉糁羹”，并夸奖道：“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为此，苏东坡赋诗曰：“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在穷乡僻壤之中，这款山药羹让苏东坡大喜过望，既聊补了无米之炊，又解决了无肉之憾。

二、

尽管东坡居士穷困潦倒，而且是戴罪之身，“不得署理官事”，然而他并未悲郁消沉。他探勘海岛，遍访民情，目睹了海南民生艰难、民智不启的境况。这里的民众非常迷信，患病时，由于缺医少药，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庙中祷告，杀牛祭神。苏东坡说：“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面对此情此景，苏东坡不禁感叹，大宋开科取士已逾百年，“海南全岛竟无一进士”。全岛绝大多数人不能读书识字，愚昧迷信，令人愀然而悲。

古人曾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也就是说，不朽的人生上的曲意逢迎、结党营私、龌龊构陷、沉浮不定，使他意兴阑珊，早生倦意。立德则需要“致良知”，要有一生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的积累，发现本心，体悟良知。所以立言也就成为苏东坡在儋州践行“知行合一”，实现文人不朽价值的重要且现实的途径。于是，他在自己的茅舍开馆授徒。

苏东坡决心要开课讲学，但面临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无书无教材。不过这也难不倒这位才华横溢的东坡居士。他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孜孜不倦，然后广招学子，分文不收。方圆百里的民众闻讯后纷纷把子弟送来，百姓，便将自己教书的茅舍命名为“载酒堂”，并赋诗一首：“子瞻谪海南，寄傲古儋州。儋人喜见之，载酒从之游。”从此，海南学子随苏东坡读书识字，文教蔚然，数年之后，苏东坡的学生已有进士及第者。

《儋州县志》记下了这样一笔：“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菜根谭》有言：“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在人生的最低谷，苏东坡一边喝着山药粥，一边实践着自己的理想，用一己之力造福百姓。他把立言当作一种更持久也更伟大的功业。垂垂老矣之时，他写诗总结了自己的一辈子：“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审视了自己的一生，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身居庙堂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在那里，他将知识化作了天下人的公器。

元符三年（1100年）大赦，苏东坡离开儋州北归，当地士民含泪相送，苏东坡也深情写诗告别：“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

三、

人们常说，假若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现实社会上的文人艺术家，论个人境遇，很难找出比苏东坡境遇更差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将相，而是用生命续写“人”的价值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