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末年，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骤然跌落到唯洋人命是从的屈辱，仇洋之心日益汹涌。而洋人又不断深入内地经商传教，其观念与行为大异于天朝体统，更激起民众的反感与恐惧。在这种情势下，种种怪异的认识与传言，就茂盛地滋长起来，因为暗暗贴了人们内心的期待，人们就巴不得它是真的了。

　　年的夏天，天津的人们就在这样的心态下，传播起了一个消息。

　　这一年夏，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传教士建立的望海楼教堂及其附属机构育婴堂里，三十多名儿童染病而亡。尸体被埋在教堂墓地，因为埋得浅，部分尸体被觅食的野狗刨了出来。

　　瘟疫死几十个孩子，在那个人命轻贱的时代不是什么大事。但死孩子的地方是洋人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事件有了不寻常的色彩。一则传闻开始在天津城以及周边地区扩散，而且越传越凶，越传越恐怖：天津地区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会挖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传播者引用教堂墓地的情形作证据，称那些就是被剖肝挖心然后弃尸的幼童。

　　没人追究这个消息的真实度和其中的逻辑是否合理，积聚数十年的误解和仇恨，在人们心中发酵出一种叫做“盼望”的东西，盼望它出事，盼望这事是真的。今天没有这个导火索，明天或后天，总之早晚也会找到别的，来印证心里那句“我早就知道……”。

　　月日，人们如愿以偿地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他“果然”承认与教堂有瓜葛，是教堂里的人委托他诱拐儿童的。一时间民情激愤，文化人们纷纷罢课集会，要求官府处理，反洋教情绪高涨。

　　月日，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来教堂指认嫌犯，武没能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投掷石块瓦片，并与教堂内的人口角，冲突一触即发。

　　如何处置这种混乱的群体事件场面，政府官员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在刘杰与县衙人员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与大清有关部门交涉未果，怒气冲冲带人赶来。他显然对于人民战争的能量缺乏估计，在现场，暴怒的他试图单挑群体。他拔出枪来射杀县令刘杰，没能打中刘杰，但打死了刘杰的仆人。

　　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屠杀。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这并没有平复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

　　天津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被普遍认为是“民众自发的抵抗外侮的正义行动”，因为出事的虽然仅是天津，但仇外的心情是全国性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事情，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因此，举国上下都叫嚷着反对任何退让和安抚。但外国炮舰立即开到了天津，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朝廷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这个诉求也不能不严肃回应。因此，如何处置这个群体事件，成了考验领导人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试题。

　　朝廷派了熟悉夷务、声誉良好的曾国藩来处理此事。他决定查清事实，“依法治国”。他调查了一百多名上告“洋人杀小孩”的百姓，发现均无实据，又访问了育婴堂一百五十多名儿童，也得知无诱拐和伤害一事。据此，他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谣言，恢复修女们的名誉。同时，他定性此事件为“暴乱”，决定对涉及者施以重罚——天津知府和知县被撤职流放，十五名主要煽动者被处死，流放二十一人。

　　决定一出，国内大哗。“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曾国藩六十年积聚的声名就此毁于一旦。

　　汹汹舆论之下，朝廷调开了曾国藩，派李鸿章接替处理。李略去事件中谁对谁错不提，只就后果讨论处理方法。经过一番谈判，降低了处死的人数，增加了赔款，其余与曾的决定并无大差别。此时该事件舆论已趋平静，法国也忙于他事无暇专注，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

　　但此事对曾国藩的影响没有结束，受到这样的打击，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后，他就因病辞世了。

　　曾最大的错误是想查明真相，以为真相清楚了道理就明了了。殊不知在群情汹汹的情况下，所谓“真相”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人们只愿意接受他们想要的真相，来佐证他们想说明的道理。而当“真相”非他们所愿时，他们就会认为调查真相的人有问题——在造假。人们常常喊着“我们要真相”，事实上，他们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我们要立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