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时代周刊》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前一刻，我还感到如此的孤独。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个苦闷、心碎、绝望的母亲，但是现在好了，我可以说出来了，而且可以大声地、毫不遮掩地说：“我就是一个丑陋孩子的母亲。”我的女儿并不是完全不成人形，也不残疾，只是她身上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

在我怀孕的时候，心中就已经有了一点怀疑。我回忆起自己坐在超声波检测仪的屏幕前，产科大夫兴奋地对我说：“看，这就是那个新生命！”而我却疑惑地问：“我知道，但为什么我觉得像在看探索频道的动物节目？”当我刚刚把她生下来，护士把什么东西放到我的胸上，然后对我轻声说：“看，这就是你的小小奇迹。”我吃力地向下扫了一眼，疑惑地问：“谁定的煎小牛排？”

在之后的几年中，有客人来访时，我会把利萨———就是我的女儿———装扮成一段花园里的圆木墩。在她长大之后，我会对客人说她是我家新买的西班牙猎犬，尽管没人相信这个，因为很显然西班牙猎犬更加可爱。

转眼间利萨五岁了，我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该把她送到哪去读书呢。让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在美国找不到一所专门为长得丑的孩子开办的学校，只有一些网络上的远程教育可以选择。我早就不准备把这个祸害留在家里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她送到英国去上学，我觉得在那边她可能看起来更普通一些。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毕竟总有一天——至少是在假期——她会回家。很快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我准备了一个大箱子，把它和利萨一起送去英国。我告诉那位宽厚的女校校长，到假期时把利萨装进这个箱子，让快递公司直接送回家。但每次这个包裹到达的时候，总是让我脆弱的心脏遭受一次打击，因为我总以为这是什么人送给我的礼物。我会透过箱子的缝隙向里面看一下，然后猜它究竟是一个野餐用的精美草编篮子还是一瓶香槟，但随着箱子被打开，我听到了利萨的呼吸声，心情也转瞬降到谷底。

我曾经想当一个宽容、慈爱的家长。每次利萨抓挠那只套在她头上的纸袋，我都会温柔地说：“亲爱的，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头套，但这毕竟是名牌服装店的购物袋。”有时她执意不戴头套外出，我就要想别的办法。我会说：“我们到公园之后，要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咱们假装我是一个美丽的公主，而你是我的长椅。”当有陌生人盯着我们问：“为什么你坐在那个可怜的孩子身上，只顾自己吃午饭？”我会为利萨辩护说：“她不可怜！”

而我们最喜欢的节日其实是复活节。我会扮演成一个美丽的芭蕾舞演员，而利萨会装扮成一只黑色的鹅。我们还喜欢在秋季驾车到野外玩，看叶子由绿变黄。每当经过一棵美丽的枫树时，我就会大声提醒她：“快看！”然后仔细听她在后备箱里兴奋的拍手声。去商场和其他公共场合同样是一个挑战，但后来我为利萨买到了一顶大大的毡帽，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最可怜的是利萨的姐姐，我的大女儿，漂亮的蕾妮。有这么一个难看的妹妹让她受了不少苦，而且这些年来她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弟弟。有时，我为了怜悯利萨，会问两个孩子：“妈妈最喜欢谁啊？”两个孩子都兴奋地喊：“是我，是我！”然后我会问利萨：“那妈妈最可怜谁？”

除了这些短暂的快乐，母亲们最担心的日子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就是孩子们的青春期。我怎样才能让利萨明白，尽管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少女，也是妈妈的掌上明珠，但没有男孩子会和她约会，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但很快，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利萨参加她人生第一次正式舞会前，我为她找到了合适的舞伴——鲍勃，一个棕熊一样强壮的男孩子，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十多年，刚刚康复回家。最开始利萨还有点害羞，不同意我的安排，但我保证以鲍勃的智商，他绝对不会懂得如何伤害一个女孩子，利萨才勉强同意。舞会很成功，我要庆幸在孩子们出发前把垃圾桶里的泔水涂了一点在利萨身上，这才没人骚扰我的孩子。而且没人注意到出发前我塞给鲍勃５００块钱，还偷偷地把他灌醉了。

上天保佑，利萨健康快乐地活到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还幸福地嫁给了乔治——我们家从前的仆人。现在乔治已经得到了绿卡，他们住在我们的马厩里，乔治身上还有一个从利萨那里移植过来的肾脏。那天，利萨问我：“妈妈，人的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吧？”我用手抚摸她的脸，回答道：“当然，我亲爱的。”然后我笑了，因为感谢上天，它是对的——丑陋的孩子总是特别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