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文章论证并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以及党史研究的专着中，都没有提及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文中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不早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经过专家学者的梳理发现，在1983年3月由历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民国学者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以上这段文字，其实就有“相约建党”的关键字眼。如此看来，把这段历史背景概括为“相约建党”，应该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中的这段叙述。

“也许受这段叙述的启发，在此后的报刊上出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概括。”1986年5月，虞崇胜在《江汉论坛》第5期上发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1989年9月由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编着，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一书，在第二章中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标题出现；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也采用了高一涵的演讲内容，然后结论性地写道“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可以视为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权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