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王记羊肉锅子饭店忍了三年，终于头也不回地走了。老板跟我谈话到半夜，又加薪，又减时，还配个副手，但好话怎能拦住一个去意已决的人。

回家第二天，我带爹去县城最高档的好运来酒店吃饭。我跟爹说：“您受了一辈子苦，没吃过啥您今天就点啥。老话说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以后您就跟着儿子享福吧，老家的房子您老暂且委屈一下，等过两年……”我环视周围的住宅区高楼，好像某一套已经住上了我的七旬老爹。

爹问我到底学了啥本事。

我张张口，觉得没必要说。吃了一块糖醋排骨，嘴里一阵酸甜滋味，便改了主意，上去把门关好，压低声音告诉爹：“我就职的王记羊肉锅子饭店可不是一般的饭店，那是百年老店。老板兄弟四个在各地开了好多家连锁店，没有一家不火的。客人大暑天一边吃羊肉一边喝冷饮，爽死。一年纯利润一百多万，顶个小企业。煮羊肉的配方归王老板，其余交给我。今年春天也该我发财，王老板添加佐料的当口突然停电了，他的腿被地上的盘子绊了一下，佐料撒了一地。”我告诉爹，“佐料一共十八种，还有一味不常见，但你儿子也认识。回到房间，我都一一记下了。”

爹的胳膊起了一层细密的小疙瘩，我赶紧关了空调。娘去世得早，爹拉扯我长大不容易。他半天不说话，沉默如一块尖锐的石头，可把我吓坏了。

爹喝了一口水，要给我讲个故事。我爹还把我当小孩子咧。

爹十八岁在葫芦街电磨厂上班。厂长说张金明和碎娃子两个贼坯，总是趁值夜班从机子里挖白面打火烧吃，磨面厂的名声非臭在他俩手里不可。厂长说我爹这娃老实，让爹值班的时候抡圆眼睛。

我爹白天晚上不离厂，恨不得背个铺盖卷睡在厂里。

一个冬天的夜里，爹清扫干净残余的面粉，关好大门已经九点多了。月亮真圆，白白的月光像山泉从镜子里流出，把屋顶上的瓦松清洗得根根分明。爹从没见过这么亮的夜，简直跟白天一样，身后还有影子哩，村口大槐树上的鸟窝都看得一清二楚。

拐过池塘就到家了。爹突然发现前面卧了一条胖大虫，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袋面粉，紧走几步，看见毛裢袋子上竖写了几个黑体字——“小陈大队”。“开个拖拉机就不知姓啥了，丢了一袋面都不知道，咋不把你自己丢了呢？”爹愤愤骂了一句。中饭吃的窝头早消化了，肚里唱起了百虫歌，他锁着手站在那里，盯着胖大虫看了足足一分钟，才捏紧口袋把胖大虫甩上肩，左手臂撑着腰朝堂叔家走去。堂叔有辆旧自行车。

“不就是一带面粉，还以为一袋金子呢！”我夹起一块羊肉，剔掉上面的肥肉，打断了爹的讲述。

爹说：“那时家里一年都没一碗白面，一袋面粉就是一袋金子。”

爹把胖大虫搭在车架，一抬腿上了车。白花花的月光洒在冬灌的麦田，冰面上露出一层绿莹莹的苗尖，到处银光闪闪。自行车沙沙滚动，唯一的声音就是爹的气喘。去小陈村有十几里路，要翻过一座坡度小但长度大的草籽坡。坡南边是峭壁，北边是梯田，一层一层的青松翠柏掩映着临近几个村的坟茔。下坡还好些，上坡没几个胆是不敢走的。爹从小听下墓的驴二讲聊斋，最怕坟怕鬼了。外婆去世他都是倒退进门的，害怕看见棺材呀。

爹推车朝上走，好像被谁反剪一般，胳膊肘发酸，脊背发紧。他目不敢斜视，工人帽檐挡住北边，撅起屁股蹬直后腿把稳自行车。三分之一了。已经过半了。再有一百米就上坡了。爹一寸一寸往前走，两腿使不上劲直编蒜，膝盖骨微微发抖。突然，松树间飞出一只鸟，在他头顶绕了一圈又飞进去。爹浑身发麻，腿一软，车头一歪，人一下趴在车上。他颤抖着身子扶自行车，却怎么都搬不动一袋面粉，一股热流突然在体内流出，起先热乎乎，很快凉冰冰。他感觉到裤裆一点点浸湿。

爹到小陈村大队，人家大门上锁了。广播室的老头打开门，用通条把火捅开，爹的双腿和肩膀不停地哆嗦，缩在老头被窝里直到天亮才返回来。

娘熬了蒲公英汤。夏天把蒲公英晾干，冬天开水一烫，上面撒一把玉米面粉熬一熬就是一顿饭。爹还了自行车，回家刚端起蒲公英玉米糊，听见一阵由远及近的锣鼓声。“谁家这么早娶亲哩？这锣鼓没完了。”爹说这话时，厂长上门找到他，揪爹到了大队。

大红花披在爹身上，一张奖状捧在他面前，上面写着“奖给李海水同志：拾金不昧”，落款是“小陈大队”，还盖了大红公章。锣鼓声从小陈村出发，经过公社大院，经过草籽坡，一直在葫芦街敲了一上午。葫芦街上的人围着锣鼓队拍手欢笑，他们把爹抬起来抛到空中，接到怀里，又抛上去。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娘藏鞋样的一本厚书里，就夹着这张奖状。

爹讲完故事，双手搓着透明玻璃杯说：“做人要透明，就像这个杯子，不属于咱，拿上睡不着觉。咱家穷，但活得硬气。”

两个人点了五个菜只吃了边角，父亲老了，胃口不好，一米七的他如今已经不足这个尺码了，消瘦的脖子青筋林立。我坐在他身边，多余的身子溢出椅子，站起来比父亲高一个头不止。

但我不敢站起来。爹也不再说话。眼前的一桌子菜渐渐变得难看，模糊，滋味全无，我竟没有再吃下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