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秀才有多难考？

程曦所著“中国历史佚闻”一书中统计了科举时代的一些数据：

可能成为未来官吏的读书人需要背诵下列书籍，“论语”字；“孟子”字；书经字；“诗经”字；“礼记”字；“左传”字。以上合计四十万七千二百多字。

这些都是归属伦理教材。背诵之外还要融会贯通。为了达到融会贯通之目的，必然要几乎是倒背如流般地熟悉几十倍于四十万字的各家注释。就算十倍吧，也就是要几乎是倒背如流般地熟悉四百万字的注释！？远不止此，还要涉猎浩如烟海的，以儒家归属伦理为主线写出的诸朝“正史”、典籍、和文学书籍！绝大多数选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年过古稀仍然考不上科举制度台阶中最低的级别——秀才。
科举制度在“清”朝，完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科举分为八个阶段的考试：县试、府试、院试，这个初级三段考及格者为秀才。中秀才后每年都要重考一次，叫“岁试”，以防不进则退。岁试合格者才能拿到考“举人”的门票。秀才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利益：可以穿长衫，（普通人有钱也不允许做长衫穿）见县官不用下跪的社会地位，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极少，完全不足籍以为生。要获得籍以为生的读书囬报，必须考上“举人。”“儒林外史”一书中对此有生动描绘。

“举人”阶段的考试叫“乡试”。秀才中举的概率远小于十分之一。中举之后，首先在省城进行“复试”，复试合格者才有进京赶考的入场券。
为什么叫进京“赶考”？看一下考试时间表就懂了。举人之考一般在秋季之未举行，下一阶段的“进士”之考一般在春节过后不久举行。间隔大约一百天左右。那时可没有火车、汽车、飞机，有钱的人家还可雇车骑马或买舟代步，没钱的只好步行。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长江以南、乃至珠江流域的考生要在一百天内完成：回乡祭祖、与族人共享中举大喜；筹措路费；逶迤北行三五千华里（步行路可没有铁路和高速路那么直）翻山涉江，艰难困苦非现代人所能想像，尤其每个考生千里迢迢，也必帯一个几十斤重的大书箱，以备沿途隨时复习。如此可怕而急迫的长途旅行，不“赶”行吗？“进京赶考”所含的酸辛，也往往不是现代人能理解的。（一直到清朝中后叶，才改由地方官派车送举人进京考试，所以举人又称“公车”，不过那时距科举终结已不远了。）所以往往有许多家离北京较远的落弟举人，在北京一住三年，等待下一届考试，再未中，又是下一亇三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北京之所以有各省的“会舘”，它们是为各省落弟举人棲身准备的。

每过三年，全国各地的数千名“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会试地点在今日北京东城区东南角上的“贡院”。通过会试的幸运儿不会超过参试举人人数的十分之一。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马进行“殿试”，合格者分三等：一等三人，名“进士及弟”；二等数十人不等，名“进士出身”；三等一二百人不等，名“同进士出身”。在这一阶段一般只分等级而不会淘汰。古之“状元”即“进士及弟”第一名也。举国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读书人之中，三年才得一人！与现代主流媒体上的“状元”，字同而意绝异。

中国的科举大概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出的、已达极限的、为权力制衡的内平衡法所需的、归属伦理培养程序了。不要说举人进士，单以考取秀才而论，其难度恐要远远超过而今的硕士。至于考取进士的难度，恐要远远超过获得“博导”头衔。这就是为什么清朝在行将崩溃的前夜，还有那么多道德文章足以垂范后世的能吏的原因。

现在那些只知“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的贪官汚吏们，真让人感到深深的人文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