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赦天下”，大家对这四个字其实并不陌生，即便没有作深入了解，也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就很严肃、很稀有。

中国古代的大赦确实严肃，也挺隆重的，但是和我们的认知有出入的是，这件事基本上每几年就会搞一次，谈不上稀有。

据统计，历代王朝平均两三年就有一次大赦，比如，在汉王朝的405年中，拢共发布了186次大赦令；在唐朝的289年中，拢共发布了184次大赦令。到了明清，大赦的次数才有所降低。

也就是说，古代的囚犯一般坐不了几年牢，天降一道“大赦令”，就回归自由之身了。

如此一来，这里面就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假如甲刚杀了乙，被判死刑，然而遇上“天下大赦”，罪孽被一键消除，那么乙的亲人不会觉得不公吗？这又是否会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民愤和报仇风气？

但是你我能想到的，古代那些皇帝和“人精”似的大臣们能想不明白？可他们既然知道其中利害，为何还要频繁大赦呢？

正式开始之前，要先说说“大赦”本身的界定。大赦只是众多赦免类型中的一种，是封建君主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真正意义上的无差别赦免所有人的“大赦天下”是极少见的，一般的大赦都带有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没有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彻底。我们这里讲的，也是宽泛意义上的“大赦天下”。

按理说，要实行全国大赦，肯定要有过硬的事由，比如我们熟悉的新皇即位。

皇帝即位赦，叫“践祚赦”。最早的践祚赦到底始于春秋时期的秦孝文王、秦庄襄王还是汉高祖刘邦，目前尚无定论。可以明确的是，第一位在即位诏书中明确写明了赦令的是汉文帝。诏书中是这样写的：“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践祚赦至东汉形成定制，每逢新皇即位，都会大赦，一直延续到清末。宣统元年，末代皇帝溥仪登基，颁发诏令：“颁诏天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道践祚之赦的诏书。

除了新皇即位，和皇帝直接相关的“顶级”大事件还有改元、立后、建储、大丧、帝冠等等，其中，因册立皇后而大赦天下，在西汉比较盛行，之后非定式。其他没有这么重大，但也能顺理成章为大赦之由的还有：郊赦、祀明堂、临雍、封禅、立庙、狩猎、定都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战事纷繁时，君王还会借大赦来扩充军力。汉代时，出于边防需要，汉明帝下令将被判死罪的囚犯“减罪一等”，长途跋涉去位于北方边境的朔方、五原屯兵驻守。同时，还让这些犯人的家眷与他们同去，赐予衣服、粮食和弓弩。

此外，像年丰、祥瑞、灾异这些非事件性的由头，也都可以作为“天下大赦”的理由。而且，受传统“阴阳”思想的影响，古代大赦还讲究时令。吕不韦主持编着的《吕氏春秋》中记有“十二纪”，意在表示一年四季之自然规律与发布政令间的联系。一般认为，春天和夏天是释放重囚的时机，这样可以顺应万物生养的时气，两汉时期的赦令绝大部分集中在一月至六月。

以上由头或事关重大，或意义深远，基本上都很有说服力。但是，作为在汉唐期间逐朝递增的大赦由头，必然不会局限于这些特定的事件中。

《资治通鉴》有载：“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网络，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也就是说，武则天六十多岁时，居然换牙了，于是宫中上下将此视为神迹，借机大赦天下，并改元。

所以，一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大事、能不能以此来“大赦天下”，全凭统治者的意志。这也是古代如此频繁施行大赦的原因之一。

回到开篇的问题：既然大赦这么频繁，如果杀人犯接二连三地被赦免，会不会引起民愤？

一般来讲，除非是根根本本的大赦，否则一些犯了重罪的人是不能被完全赦免的。武则天证圣元年，金秋九月，女皇发布了赦令：“大赦天下，大辟罪以下及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这就是赦免“天下人”的大赦，因为连“十恶”都赦免了。

但大部分的大赦，是不会赦免“十恶”这种罪行的，即“十恶不赦”。

所谓“十恶”，起源应在汉代，以西汉时期“不道、不敬”为基础。《唐律疏议》在开篇第一卷就直接写明了“十恶”的罪状：“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明代丘濬对“十恶”本质的概括：或是有犯于君臣之大义，或是有犯于人道之大伦，或是有犯于生人之大义，皆“天理所不容，人道所不齿，王法之所必诛者也”。

具体而言，“谋反”不仅包括以实际行动对抗皇帝，哪怕有言论和思想上的苗头，也算谋反；“谋大逆”是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被视为对封建统治的蔑视和侵犯；“谋叛”则相当于叛国，除了卖国贼，还有反对中央的地方势力；“大不敬”指的是对森严的礼仪制度的触犯，危害皇上利益、触犯皇上尊严。以上为“有犯于君臣之大义”。

“恶逆”指谋杀自家长辈的恶行，如弑父、杀叔伯等；“不孝”例如不赡养祖父母、父母健在却对外宣称父母亡故、为父母守丧期间寻欢作乐等等；“不睦”是指在大家族中不守伦常的行为，包括谋杀亲族中的长辈、殴告丈夫等。以上为“有犯于人道之大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