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2017年1月23日，当时还有四天就要过春节了，现场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下午两点多，天上飘起了雪花，还好没起风，就在这时，班长范相业接到了主控刘建军打来的电话：“一期33号风机故障，请尽快消除！”一期33号风机是西至升压站4公里处最远的一台风机，接到电话后，班长叫上我和张永鹏，开始办理工作票，收拾工具包，戴上安全帽，穿上安全衣，全副武装后准备出发。走之前我们还专门看了一眼风功率预测：下午6点起风。因为中央监控系统显示33号风机为“主柜UPS”故障，是塔底的简单故障，时间够，又不用爬风机，在塔底就可以处理，一会儿就能回来，我们就没想那么多，直接上路了。

因为长期下雪，所有通往风机的道路全被雪掩埋了，只能靠双腿徒步前往。一路上我们还有说有笑，相互调侃，一个多小时下来也没感觉到累，到了风机后，只是出了一身汗。测量、接线……故障很快就处理完了，一切都很顺利。出了塔筒门，我们习惯性地看了看风机，只见机头朝西，要起风了！我们心里一惊，不是预测下午6点才起风吗？凭借以往的经验，如果真起风，肯定会刮个没完没了，要是不在五分钟之内撤离现场，那我们就要被困在这儿了。

我们迅速收好工具包，开始往回跑。结果不到三分钟就起风了，天地都是白色，风速瞬间达到22米/秒，相当于10级以上的大风，能见度几乎为零。风雪吹得我们眼睛睁不开，嘴巴也张不开，只有上半身在不停地随风摆动，腿、脚都埋在40多厘米深的雪地里，行动困难。

我赶紧用手机和对讲机呼叫主控，请求救援，但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下，手机和对讲机被冻得关机无法启动，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风夹杂着雪粒子，发出极其恐怖的声音，极度的寒冷和令人窒息的大风，冲击着我们的神经。年纪最小的张永鹏当时就吓得要哭了，他来自青海，只有24岁，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虽然青海的冬天也常刮风下雪，但这么大的暴风雪，他还是第一次遇到。班长看出他的不安，紧紧拽着他的胳膊，说：“别慌别怕，咱仨互相拽着走，只要不松手，就一定能走回去。”我赶紧扔下工具包，紧紧拽着张永鹏的另一只胳膊，慢慢往前走。这时，我发现只有上半身在动，下半身——包括两条腿怎么也提不起来。我们就用安全绳把三人紧紧绑在一起，腾出双手提腿往前挪着。

风吹得我们头更低了，腰也更弯了，每分每秒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雪越下越大，天气越来越冷，呼吸已经很困难，连说句话都很艰难。我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已经麻木了，几乎寸步难行。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们走不动了。三个人相对而坐，说出了平时最不愿分享的秘密，道出了和亲人永别的话，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画面，有爸妈，有亲朋好友，还有平时最爱互相调侃的同事。

我们哭了，怕了，哭自己没和父母说上最后一句话，见上最后一面；怕自己这么年轻就要被冻死在戈壁滩上。我们在心里一边和父母说着最后一句话，一边祈祷着风电场来人救我们。

下面的情况，是我事后知道的——

在中控室留守值班的刘建军看到后台显示平均风速22米/秒，而33号风机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并网发电了，可我们三个人到现在都没回去。他着急了，给我们三个轮流打电话，可电话那头提示已关机；用对讲机喊了又喊，但我们一直不回复。刘建军看到窗外主变周围的积雪已有两米多深了，心里默默念叨：他们三个可千万别出意外啊！

刘建军马上把情况汇报给公司领导，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队，带着铁锹、棉衣、食物和热水，开着铲车、皮卡车，沿着通往风机的道路，一边推雪，一边寻找，一边呼叫。天渐渐暗下来，风雪却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晚上七点多，天已经黑了。突然，他们发现一道亮光。这道亮光，就是我们连体服的反光条映照车灯反射出来的。当时我们早已被大雪埋住了大半个身子，眉毛、头发上全是冰碴，胳膊和腿已不能动弹，只有眼睛在动，我们紧紧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来取暖……

救援队员把我们从积雪堆里挖出来，围成一圈，形成人体挡雪墙，把我们围在中间，抱着我们冻僵的身体，有的用体温来温暖我们，有的抓起地上的雪用力搓着我们的手和脸，有的使劲搓着我们已经冻僵了的脚。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能说出话，看到他们，我心里踏实了，我们获救了！

这次暴风雪持续了五天才停下来，造成了省道201线玛依塔斯路段全线封闭。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我们用开水、馒头、方便面度过了漫长的五天。走过生死边缘，今后的每一天，哪怕只有开水馒头，都觉得很幸福。

事后我想，我们为什么能坚持等到救援队伍的到来？如果我们当时不听班长指挥，各顾各地闷头一直往前走，还能获救吗？如果我们当时不穿连体服，没有紧紧抱在一起，救援队伍能发现我们吗？如果刘建军没有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公司没有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发动救援，我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