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我师范毕业，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哥哥请了假，提前两天就来苏州准备接我回家。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嘱咐他在苏州好好玩两天。

　　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课了，每天就是聚在一起，作着毕业前最后的道别，却没有想到要去陪着哥哥到处走走，哥哥一个人在陌生的苏州城里来来回回。他告诉我说，玩得很开心。

　　因为父亲一直生病，母亲是民办教师，要教书，还要种地，独自一个人承担了里里外外几乎所有的事，好多次因为误了农时而在地里无助地哭泣。哥哥很早开始分担母亲的劳累，13、4岁就在放学后去地里插秧、挑稻，15岁初中毕业就放弃了学业，进了一家正在筹建的纺织厂，在刚刚动工的厂址挖土挑土参加建设，下班后回家种地，开始承担起家庭的主要体力活。还是因为这些，19岁的时候，哥哥放弃了从小期盼的入伍当兵的理想，一心一意上班种地。

　　我进初中的时候，哥哥还没有毕业，每天早晚，都是他用自行车载我上下学，蒸饭、打菜之类的事情都由他安排，记得那时他总是关照我中午晚几分钟去食堂，因为那个时间，他正在拥挤的窗口排队打菜。后来他进了工厂，就叫我去他厂里吃中饭，每次我过去吃饭，总有人开玩笑，说一个小不点哥哥照顾一个小不点妹妹——15岁的哥哥长得很小，后来也一直没有长高多少。我猜，一定是他过早地用稚嫩的肩膀担起家庭重担的缘故。

　　有一次我过去吃饭，厂里一个阿姨神秘地告诉我，哥哥今天为了买到最后一块肉糕，差点跟人打起来。我半信半疑地往食堂走去，哥哥正在门口等我，正午烂漫的阳光给他瘦小的身体笼罩上一圈金光。他自豪地指着饭盆里的肉糕叫我吃，我一定要分一半给他，哥哥拍着肚子说：“我已经吃过了，现在哥挣钱了，我妹想吃啥就吃啥。”

　　我在师范的最后一天，哥哥帮我收拾好了行李：网兜里装着脸盆和暖水瓶，皮箱里是我的衣服，那个巨大无比的蛇皮袋，给被褥撑得鼓鼓囊囊的，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成了一座小山。

　　陆续有人离去，我走的时候，剩下的几个同学一起送我到车站。走在路上，我们簇拥在一起，互相安慰着，做着种种的约定。我的哥哥，独自一个人落在了最后，肩上扛着那个橘黄色的皮箱，手里拎着脸盆和暖水瓶，安安静静地边走边仔细听着我们说的话，阳光下，哥哥投在地上的身影，就像巨大无比的骆驼。

　　不记得是怎么回事，回家的车票不是同一班车，哥哥把只背着一个小包的我赶上了车，一个人守着那堆巨大的行李等2小时后的另一班车。进检票口的时候，我泪眼婆娑地回头朝那些送别的同学不停地挥手，看见哥哥正弯着腰在给网兜重新打结，然后小心地把网兜移到候车室的座位底下。

　　哥哥很晚才到家——从小镇的车站到家，还要走差不多一个小时，他扛着皮箱、拖着蛇皮袋、拎着网兜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哥哥的工作换了很多，几年前，哥哥下岗了，四处找不到工作，变得越来越沉默。后来有一次，他悄悄地骑着摩托车到几百公里外的黄海边呆了一天一夜，回来以后，一扫郁郁寡欢的神情，开始很努力地学开车。

　　那些生活中的不如意，哥哥从来没有在家人面前流露过，母亲偷偷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出哥哥心头郁结的苦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想象出哥哥独自带着这些苦闷像风一样穿行在阳光灿烂的大马路上——一如他从小默默地承担家庭的重担却从来不言放弃一般。

　　哥哥一直以我为荣，初中的时候，他在红榜上找到我的名字，自豪地告诉他的同学，那是他的妹妹，现在，每当看见报纸上有我的名字，他都欢欢喜喜指着那豆腐干般的文章，告诉别人那是他妹妹写的。

　　一直觉得哥哥是一棵大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比我大两岁而已。那天，我指着远去的公交车，告诉我的学生：看哪，阳光灿烂的大路上，走着我亲爱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