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风雨飘摇。军阀的纷争，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侵略，使得战乱不止，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彼时的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救亡图存而抗争，为笼罩在黑暗中的国家向何处去苦苦找寻出路。

爱国：“青年是国民之一，自然应该负救国的责任”

1921年1月，23岁的周恩来赴欧洲求学3个月后，在伦敦给表兄陈式周写了一封信：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间者……”

在这封信里，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认识和所思所想：第一，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他说其主旨就是为了探求解决社会问题之道，探求学问、确立信仰。第二，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广泛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经过学习和思考，在比较了英、法、德、意、美、俄等国的发展道路后，周恩来提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随后的一年，他在学习、信奉革命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最终提出“当信共产主义原理”，而且毕生奉行、矢志不移。可以说，这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初心”所在，是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起步之处。

如同周恩来一样，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当时众多年轻一辈皆提出，要以自身之力来改造社会，担负责任。

1925年9月，19岁的王稼祥在即将远赴莫斯科时给堂弟、旧日同窗王柳华写信说：

“我们跋涉千里到外面来读书计，去改造社会呢？”“怎样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呢？我们必联合被压迫者，共同去革命。”“青年是国民之一，尤是国民的优秀者，自然应该负救国的责任。……我们应当负改革中国政治的责。”

王稼祥与王柳华年纪相当，两人在家乡的小学同窗，有手足之情。当王稼祥离家外出求学时，两人都流下了难舍的热泪。这封信没有涉及家庭等内容，而是探讨有关阶级地位的问题，探讨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探讨作为有志青年要何去何从的问题。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稼祥已经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要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中，要在黑暗之中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与被压迫者共同去革命，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说，这时的王稼祥已经具备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1年5月，刚满17岁的任弼时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即将从上海启程时写信给父亲任思度，表达自己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和对家人的牵挂不舍。他在信中写道：

“只以人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这封信篇幅虽短，但感情丰富。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前途茫茫。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任弼时不得不踏上新的征程，一方面怀有寻求真理、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另一方面又时刻惦记着父母与家中亲人。双重的感情，在国与家的矛盾中重合，细微之处可见伟大。

同在海外的青年聂荣臻在1922年6月3日写信给父亲聂仕光、母亲唐雨衫，汇报自己在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情况。虽身在异国，但他心中想得最多的还是国家的危亡和百姓的多艰：

“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

”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信中字字可见聂荣臻对内忧外患现状的强烈不满，他急于为国出力，改变不堪的现状，他表示留学的目的在使”四万万同胞均有衣食“，可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和矢志革命的高尚情怀。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党内最早参加与军阀作战的军事工作先行者。这封给父母亲的信就是他1923年1月10日加入讨伐陈炯明的北伐军时，在福州写的：

”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

“家中现在如何？我很记念。我所最挂心着还是这些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助家中什么，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

俞秀松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思想较为开放，认为学习新文化是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母亲贤惠善良，时时教育儿子要行善积德，所以俞秀松从小立志要做利国利民的人。这封家信抒发了他打倒军阀、解救人民的崇高理想，爱国的良知驱使他只能抛却自己对家人的牵挂和歉疚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

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国立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他又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4年，李大钊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在写给妻子赵纫兰的信中这样说：

“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李大钊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满怀信心，始终抱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写下这封家书之后，当李大钊再次与妻子见面时，已是生离死别。习近平总书记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事实上，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许多渴望改变民族命运、寻求救国道路的青年和有志之士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信仰共产主义的爱国者。这些家书无疑记录了他们选择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逐渐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留驻的是思想的光芒和追寻真理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