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即便在帝国最边缘，他所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苏轼，只是这种‘释然’背后，终究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定州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向南行驶。车内，中年人头戴乌角巾，手捧诗书，深情地回望着斜阳柳树。他叹了口气，缩回车中，城门口，许多百姓自发来为他送行。

他要流落到千里之外的岭南。曾经，他是名满天下的京城学士，如今，皇帝一封语气严厉的圣旨，几乎宣判了他政治命运的死刑。

苏轼一生的热望是匡扶社稷，实现大宋中兴，但他性格刚直，秉笔直言，不被朋党领袖喜爱，因此无论新旧两党，谁人主政，他最后都逃不开被贬的命运。

对于贬官，苏轼习以为常。治平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被外派离京；熙宁四年（1071 年），苏轼说了新法的弊病，再次触怒王安石，他自知不容于朝野，主动请求出京任职；元丰二年（1079 年），乌台诗案爆发，那是苏轼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他几乎是去地狱边走了一遭，在监狱里待了103天，每天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宣判。好在上天垂怜，他被打发去了黄州，说是外放，实为软禁。

神宗年间，苏轼与新党不合。神宗去世后，高太后重用司马光，旧党一度把持了朝政，苏轼还朝，做到了礼部尚书，他若是顺从旧党，便是官运亨通，但他认死理，新党有问题，他冒死进谏，旧党专横，他也直言不讳。苏轼两头不讨好，再次走上贬官之路。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从定州到惠州，苏轼南下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大宋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和乌台诗案时相比，他又老了一截。乌台诗案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已经是官场的老人。而现在，当他千里迢迢赶赴惠州，已是近六十岁的高龄。儒家说，六十知天命，苏轼不知自己是否参透了命数，他回望人生，看到的是告别与轮回。

遥想当年，他与王安石朝堂论争，哪怕政见不合，私下里也能互相尊重。王安石从不想杀苏轼，这是他和小人不同的地方，乌台诗案，苏轼下狱，是王安石一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把他捞了出来。

元丰七年，王安石下野，隐退金陵，正巧苏轼赴任汝州，路过此地，王安石特地在渡口驻足几天，只为见苏轼一面。二人浮舟江上，惺惺相惜，沉默中长揖而笑，胜过千言万语。

王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感佩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他们在金陵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围炉夜话，通宵达旦，往日朝堂纷争，江湖夜雨青灯。而如今，安石归去，朝堂上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苏轼独行在古道，感受到的不只是失意，还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凉薄。纵然如此，他也能豁达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从盛名到贬谪，苏轼这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人情冷暖。昔日高中进士，风云朝会，自己的府邸那是每天都有拜访的人，多少商贾名士，争着抢着要他苏东坡的笔墨。如今得罪权贵，仕途黯淡，附庸风流者走的走，散的散，就连那些红粉佳人，一听说要去岭南，也怯生生的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至亲，还有红颜知己王朝云愿陪他，赴那千里迢迢的不归路。（苏轼自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苏轼是如何赞美王朝云的呢？有词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