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晔的文章《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提到鲁迅帮助一位普通车夫的故事。这位车夫为了谋生赚钱，晚上光着脚在路上拉车，不幸被一块玻璃扎了脚。当鲁迅知道后，立即从家里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然后，掏出一些钱来给车夫，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

现代作家傅东华在《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沉痛地写，在鲁迅去世前一年的一个秋老虎肆虐的日子，傅东华17岁的儿子刚去学校没几天，就因病被送了回来。当时，他高烧40摄氏度，人已经烧迷糊了，一个劲儿地说胡话，请了几个医生看都不得要领，最后才断定是得了伤寒病，有人提出只有送到医术好的福民医院才行。傅东华想起鲁迅跟这家医院的院长熟悉，便托鲁迅出面作个介绍。鲁迅对小傅的病情十分关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的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傅东华一连用了三个“亲自”，再现了鲁迅先生待人的热情和友善。

1924年7月，鲁迅应西北大学的邀请去西安讲学1个月，得了300元讲学费，他说：“现在陕西还不富裕，很多方面都经费不足，我要把在陕西得到的钱都用在陕西。”于是，他给为他们做饭的工友多付了工钱，给当地一个缺少经费的小文艺社团——易俗社捐了款，帮助易俗社解了燃眉之急。

鲁迅经常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应急。作家王瑶回忆，一个朋友没有钱的时候，找到王瑶，王瑶爱莫能助，鲁迅听说后，主动借给他10元光洋解困。借钱给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人，对鲁迅来说是家常便饭，很多文学青年都得到过鲁迅这方面的帮助。对那些生活艰难，却从来不向鲁迅借钱的有志青年，鲁迅则巧妙地把钱借给对方。比如，冯雪峰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拮据，又从不开口向鲁迅借钱，鲁迅看在眼里，想出替出版社预付稿费的办法，将30元钱塞到冯雪峰手中，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两个月后，冯雪峰到鲁迅家。鲁迅付给他校对《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稿费50元。冯雪峰想起出版社已经给他寄过50元稿费，便坚持要退还给鲁迅。鲁迅这次付校对费，显然是想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所以坚持给了冯雪峰。

翻译家张友松在大姐张挹兰和姐夫李大钊牺牲后，家庭一下陷入困境，他不能继续留在北大念书了。当时在北大教书的鲁迅对张友松寄予了很深的同情，亲自推荐他去北新书局做编辑。谁知，在北新书局做了不到1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迅稿费而同经理李小峰彻底闹翻。在鲁迅的支持下，张友松创办自己的春潮书局。鲁迅不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帮张友松邀人组稿，拟订编辑文艺丛书计划，而且还在自己收入相当拮据的情况下，借给张友松500元钱，帮助他筹办新的书局。

对翻译家石民，鲁迅更是关怀备至。1930年11月，石民得了肺病，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内，鲁迅先后5次陪同他去日本医生平井博士家里就诊，因为石民日语不甚流利，鲁迅主动给石民和平井当翻译。1934年5月，石民的肺病加重，急需筹钱治病。在危难之际，石民想到了鲁迅，请鲁迅帮他解难。鲁迅果然不负石民所望，借给他银洋250元用于治病。对石民每次请他修改稿子，鲁迅都会不厌其烦地仔细修改，改好后又附信给予鼓励。

鲁迅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乐于为他人排忧解难。在内山书店，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想买他的书却没有足够的钱时，他主动把自己的书送给了年轻人。有人为生活所迫，抄袭他的作品挣版税，他知道后，不但不追究抄袭者，还为自己的作品能为他人解脱困境而感到欣慰。青年学子李霁野为筹集学费，打算把自己的译稿《黑假面人》廉价卖出去。鲁迅从韦素园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找到李霁野，劝他别这么便宜地把书稿卖了，鼓励他自行印刷出售，并借钱给李霁野做学费。后来，李霁野的书印出来没有赚到钱，他几次去还钱，鲁迅都不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