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盐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总稽核张伯驹正在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的家中享用夫人精心准备的早餐，突然间铃声大作，电话里有人告诉他，从北平来的朋友已经坐船抵达上海码头，要他前去接人。

电话里说的这位朋友姓卢，是张伯驹的同乡好友，见面不多，却素有来往。放下电话，张伯驹面露喜色，早餐也不吃了，收拾齐整，就要出门。夫人潘素将一只黑色公文包递到他手中，笑盈盈地说道：“今晚早些回来，我要烧几个拿手菜为卢先生接风。”

张伯驹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交代司机孔庆和先去外滩码头，然后再送他去盐业银行上班。

孔庆和点点头，汽车缓缓地朝着弄堂口方向驶去。

不料，汽车刚出弄堂，突然蹿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拦住了去路。孔庆和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他们一把拽下了车。

“你们要干什么？”张伯驹又惊又怒。可是没有人理他，两个黑衣人迅速钻进后排，一左一右地将他夹在中间，另一个跃入驾驶室，一踩油门，汽车顿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

孔庆和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潘素。话未听完，潘素已经吓得一脸煞白。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法国巡捕房的电话。

巡捕房大为震惊：谁这么大胆，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公然劫人？何况劫走的还是一介社会名流。巡捕房立即出动，展开了搜查。上午10点45分，他们在法租界巨籁达路508号门口发现了一辆被舍弃的黑色汽车，正是张伯驹的车，可是车内空空如也。随后，他们又在租界内进行了严密的排查，依然查无所获。张伯驹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刊登在了上海《申报》上，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猜是日本人干的，也有人说是黑道敲诈勒索，还有人怀疑是个人恩怨……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使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二、

张伯驹官宦世家出身，父亲张镇芳是清朝处设在北平。按理说，有着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张伯驹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将前途无量。可是，张伯驹和普通的富二代不同。他自幼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尤其偏好诗词、戏曲和字画，甚至为了成全自己的爱好，丢掉了袁世凯给他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职位，这让张镇芳伤透了脑筋。为了不让儿子继续“玩物丧志”，张镇芳让他顶替自己当上了盐业银行的董事，并强迫他去上海分行挂职上班。可没想到的是，张伯驹依旧“不务正业”，该学的业务不上心，反倒对抵押在银行的清廷文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步入收藏界。张伯驹对文物研究颇深，并且眼光独到，只要他看上的古董，从不讨价还价，很快张伯驹就在北平上海两地的收藏界声名鹊起。

那么，究竟是谁绑架了张伯驹呢？地痞流氓？还是收藏界的竞争对手？潘素的心里翻滚着巨浪，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一步也不敢离开电话机，她知道，绑匪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跟她谈条件。

傍晚时分，电话终于响了，从里面传出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要救张伯驹，速拿200万大洋赎人。”

潘素的心一下收紧了。这200万大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所有的钱款不久前买了藏品《平复帖》，哪里还拿得出这么大一笔钱？

“没钱？没钱就拿国宝级文物来交换！”不等潘素回答，对方“啪”的一声将电话挂断了。

潘素这下明白了，绑匪想要的不是钱，而是稀世珍品《平复帖》。

《平复帖》乃西晋大书法家陆机所作，是中国留存最早的纸本书法，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七八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为了得到此帖，张伯驹可算费尽了周折。

《平复帖》早年收藏在清宫内府，后来流落到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手中。张伯驹曾经一心求购，可溥儒开价20万大洋，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作罢。1936年，张伯驹突然听说溥儒收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之手流失海外部长之职的傅增湘帮忙，终以4万大洋的价格达成协议。张伯驹一次性付了2万大洋，剩下的2万靠潘素变卖首饰才得以付清。

一边是《平复帖》得之不易，一边是性命攸关，潘素心乱如麻，坐立不安。多少次，“拿画换人”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闪现，可是一想到丈夫“不让国宝流入外国”的决心，她又一次次地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