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的发明者是英国教师罗兰·希尔。邮票能在战争中传递情报，这恐怕是它的发明者绝对想不到的。

193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南宁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反击盘踞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等部。为了防范日本特务刺探情报，军统加强了包括邮件检查、电话监听等一系列的保密措施。一个偶然的机会，军统南宁站特工在临近前线的苏圩邮局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个中年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向沦陷区广州投寄信件，而且每封信上面贴的邮票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秘密搜查，并没有在信中找到机密内容。苏圩是西路军第二纵队的集结地，担负着阻止日军增援南宁的重要任务，兵力调动十分频繁，自然是日本谍报机关关注的焦点。于是军统特工和桂林行营取得了联系，将邮票种类、数量与兵力布置情况相对照，很快就找到了内在的规律：比如4分面值的孙中山邮票代表驻扎4个步兵团，2分面值的帆船邮票代表驻扎2个炮兵团，1分面值的烈士邮票代表驻扎1个战车团。军统据此立即开展行动，除掉了以松本弘一为首的日本特务小组。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为了报复一年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纠集日伪军10万人发动“囚笼攻势”，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和根据地首脑机关，但是屡屡失败。冈村宁次对谍报工作极为重视，指令北平的日伪特务倾巢出动，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千方百计策反根据地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军政人员。没过多久，日伪特务在偏城县发现了合适目标。当地有个老人经常收到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谋的儿子的家书，部队每次转移，儿子都会写信回家。日伪特务便以重金利诱邮局投递员，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邮票的邮戳地址。通过分析，日军掌握了八路军总部的转移路线和规律，并能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下一个转移地点。1942年5月，万余日伪军根据邮票谍报和无线电定位，突然合围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临时驻地。尽管总部机关和大部分首长历经周折终于脱险，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是抗战期间八路军遭受到的最大损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四军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员的办法更是技高一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更为隐秘地使用邮票传递情报。表面上看，情报员每天只是给乡下邮寄当天的报纸，但实际上是利用邮票齿孔做文章，记载日伪军的活动信息：比如一个日军中队出城，邮票下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两个伪军中队出城，邮票左沿的齿孔就少两个；而一个日军大队出城，邮票上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以此类推。日本特高科尽管也曾经怀疑过这些邮件，但一直苦于无法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除了传递情报，邮票在抗日战场上还发挥着其他作用。1942年，日本发行了纪念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1847—1934）的5分面值邮票，主要供侵华日军官兵使用。1945年初，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伪造了大批这种邮票并投放中国战场，用于向日军官兵和家属邮寄反战信件，动摇侵华日军的战争决心。尽管邮票伪造得惟妙惟肖，但遗憾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小疏忽，使得假邮票刚面市就露出破绽。1944年4月1日，侵华日军将普通平信的邮资费率从5分提高到7分，同年6月15日，日本又发行了面值为7分的东乡平八郎邮票。因此只需看一眼邮票面值，美国的反战信件很容易就被甄别出来。当然，此时的日本离战败投降的日子不远了，这个失误已变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