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数的贤君。
文帝在一方面可说是宽仁长者，在另一方面却是有相当的作为。在文帝的初年，一般将相挟着“拥戴”之功是不便处置的，但文帝轻轻地安置下去，两年之中将京师的军队南北军尽归到他的心腹宋昌手中，并罢周勃就国，从此皇权便巩固了。他自奉甚俭，平时穿着是墨色的厚帛，并无文绣；他所幸爱的夫人，衣不拖到地上；曾经拟作一个露台，匠人估计要用一百斤金子，他说要合中等人户的十家产业，便停止不做了。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他的除诽谤罪诏，诏文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文帝有几件事是过人的。在文帝后六年那一年，匈奴入边。屯军霸上、棘门和细柳来防匈奴。屯在细柳的将军的前卫说：“军中只闻将军的令，不闻天子的诏。”只等文帝的诏传到周亚夫，亚夫才叫开门。但壁门的门士和文帝的车骑说：“将军有约，军中是不能驱驰的。”文帝只好按辔缓行。见了周亚夫以后，周亚夫向天子揖，并且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出营以后，他的臣子们都非常惊讶，文帝却说：“此真将军矣！”后来匈奴未到长安附近，文帝立刻升周亚夫做中尉（京城的卫戍司令），临死时的遗嘱，还是“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有一次文帝行到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走，惊了驾车的马，文帝使随从的骑士捉到这人送给廷尉（大法官）张释之。张释之回奏说：“这个人应当罚金。”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亏马还和顺，倘若别的马，岂不伤了我？廷尉怎能罚金呢？”张释之说：“法是天子和天下公共的，法是如此，倘若加重，便是和人民失信。廷尉是天下的平衡，廷尉用法失去准则，天下用法随着轻重，百姓的手足都无法安置了。”结果文帝还是听了张释之的话。
文帝时候，国内一切平定，只是高帝时分封子弟做国王的，一天一天骄纵起来了。汉代的诸侯共有诸侯王和列侯两个阶级，王是继承秦汉间群雄的领土，列侯是承继秦的制度。秦灭六国改为郡县，不再封王，不过列侯一级还存在的。周天子分封的卫侯，终始皇之世未废，直到二世方才废去。李斯上书自称爵为通侯。以种瓜着名的邵平，在秦时是一个东陵侯。在高帝平定天下的初年，连封功臣带追认项羽的降将，一共有七个王，后来逐渐取消，只剩下一个二万五千户的长沙王吴芮，其余的都来分封子侄，其他功臣一百三十多个都封做列侯。
高帝将子侄封做国王，大概是因为秦行郡县制度，十五年就亡国，周行分封维持了八百年。所以要分封同姓，免得天子孤立。并且高帝还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王和侯的势力是大不相同的，王的领土至少一郡，侯却至多一县。
只是朝廷对藩王虽然加以控制，但因为地位和天子究竟太接近了，很容易起阴谋和叛变。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然不久便平息了。吴王濞又招纳亡命作叛变的准备，并且又自铸钱自煮盐来充实财富。在这时候，以博学着称的洛阳人贾谊上有名的《治安策》，其中“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问题。他形容当时的藩国是“一个小腿几乎和腰一样粗，一个指头几乎和大腿一样粗”，他主张的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来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为三，便是这个办法，只是对于吴王却无可奈何。
文帝死，他的太子景帝即位，用了颍川人晁错的主张，把诸侯王的领土直接减削下归到朝廷。这时吴王便联络胶东、胶西、济南、淄川、楚、赵共七个藩王一同造反。景帝慌忙之间杀了晁错，造反的七国并无罢兵之意。因此便派了文帝遗命可以做大将的周亚夫来领兵平乱。七国早有准备，军容甚盛。但七国却只有步兵，骑兵甚少，周亚夫便坚守着几个据点，不和七国作正面冲突，另用骑兵来分道包抄，不到三个月这个战事便解决了。景帝乘着战胜的机会，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丞相改为国相，和朝廷相同名义的九卿只留一二个。经这一次改革，诸侯王名义上是藩君，实际上只是一个闲住食禄的冗员。
秦代十五年的工役，人民已感到厌倦，又接着楚汉间八年苦战，天下平定，人口突减。这时不但将相要坐牛车，天子驾车要用四匹马时，甚至于找不到一样颜色的。
幸而此后六七十年中，总保持着长期的和平，当政的人也尽量主张与民休息的政策。高帝时的相国是萧何，萧何临死前向惠帝举曹参替代他自己。曹参做相国，一切的事情完全照萧何的约束。他的掾属专求年岁大的、并且不善辞令的“谨厚长者”，所有持法刻薄和讲文辞务声名的完全不要。
相国府中，没有什么事，惠帝怪相国不理事。曹参见惠帝说：“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惠帝说：“朕乃安敢望先帝！”参说：“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惠帝说：“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汉代的行政组织，因为承继着秦代划一的办法，本来就简单，直捷，再加上一个不故意多事的传统，所以百事都按着轨道，无不顺遂。后来文帝、景帝也照着这个办法，完全成功。这种“无为之治”可以推行，正完全因为有一个简单有效的组织，这一种组织实行好，便是以“法治”代替“人治”，并非完全的“无为”。后来百姓的颂歌便是：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正是有萧何的立法，才有曹参的无为。从萧何、曹参以后，到文帝、景帝之世，据史家司马迁的记载，是：“除过水旱之灾以外，百姓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足用的，城乡的仓廪都堆满东西，府库藏满了钱财；京师的钱积得连穿钱的绳都腐败了；太仓的粮食，年年加添，露到外面，到腐败得不可吃了。百姓家家有马，田间道路上遇见的都是成群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