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少北洋官僚入阁。之后一年多内的政治形势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全国政党林立、舆论活跃，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这种情势下，中央政府的一些高官大佬纷纷出京下访，巡察社会，了解民情。

老妇喊冤

1912年6月6日，大理院院长许世英带着一个由刑事、民事推事等七名公职人员以及警卫组成的小组，离京前往江南巡察下访。6月9日，许世英一行抵达上海。当晚，沪军都督陈其美在都督衙门设宴为许院长接风洗尘。席间，陈其美把上海地方审判厅（即地方法院）厅长黄庆澜介绍给许世英。

这样，之后几天许世英就跟黄庆澜联系，听取汇报、抽查民事和刑事案卷。那日，许世英在审判厅和黄庆澜喝茶聊天时，忽然听见大门口有人喊冤，喊冤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姓戚，住浦东戚家浜，二十岁丧夫，守寡至今，有一遗腹子名史远，由于家贫，至今未曾娶得妻室。史远性格豪爽，喜欢饮酒，酒后性躁，常与人发生争吵，但鲜有动手的。可是，去年中秋节，史远和几个朋友去南市聚餐贺节。席间，不知怎的跟人发生了争吵，动起手来，混乱中，史远抄起桌上削水果的刀子捅了对方一个名叫刁继根的，这下，大伙儿都停了手，急忙把人往医院抬，凑了些钱住院做了手术。当时，也没惊动警察。

次日下午，忽然来了两个警察，把史远逮走了，说被他捅的那人已经死了。没几天，就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也是暗流涌动，官府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审案子？不久，上海光复，处于政权更替阶段，该案自是又搁置。如此，一直到三天前，戚氏忽然得到消息：儿子已经被官府判了死刑！

一百银圆

戚氏还没从六神无主中摆脱出来，家里就接二连三来了几拨人，第一拨是两个她从未见过面的陌生男子，自称是史远的结义兄弟，听说他被判了死刑，特来表示慰问，说着还留下一百银圆告辞了。接着登门的那些人，戚氏倒都是见过面，有的还很熟的。其中有一个说起一桩蹊跷事：听说被史远捅了一刀的那个刁继根没有死，有人曾在事后看到过他呢！戚氏听着，就觉得儿子冤枉，杀人抵命，那姓刁的没有死，怎么也要抵命呢？于是，她就请人写了一份状子前来告状了。

当下，许世英就感到这个案子似乎蹊跷，问黄庆澜是否听说过该案？黄庆澜否认，然后当即命人把此案的裁判文书找来。裁判文书上表明，史远一共犯了三条人命，其中一条是刁继根，另两条是一对姓郁的父子，作案时间是中秋节前一天，作案目的是“入室劫财”。可是，那一百银圆又是怎么回事呢？精晓刑事审判种种手法的许世英马上想到了“斩白鸭”──就是替人顶罪。

内鬼现形

当天下午，七人调查组开始工作了：查阅卷宗，找判决依据。果然，在调查组翻阅卷宗时发现了端倪：卷宗中巡警局的预审笔录墨迹完全一致，似有一气呵成之嫌。从笔录中注明的讯问日期来看，应该是在两个多月里的四次讯问中完成这些笔录的。如果确实是在不同日期的讯问中记下的人犯供词，那么笔录墨迹所显示出的颜色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怀疑这些笔录是在同一天一口气写成的，这显然存在故意造假之嫌，做手脚的肯定是巡警局负责调查该案的承办警官。

调查组到刁继根入住的医院调查，据医护人员回忆，刁入院后的次日下午，就有一个狭长脸男子带着礼物前来探视，见伤员住在四人病房，马上掏钱让转移到单人病房。然后，关上房门在里面不知跟伤员谈了些什么。第三日上午，那人又来过一次。然后，当天晚上伤员就失踪了。而这个“狭长脸”，让调查组马上想起承办该案的两个警官之一的周富才，经护士指认，那个去医院探望伤员的就是周富才。

周富才被捕后，如实交代了案情：郁氏父子因赵氏与青帮小头目彭莘争风吃醋，双方扭打之下，郁氏父子被彭刺死。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员正是康四海、周富才，这二人也是青帮中人，郁氏父子被刺次日又恰好发生了史远伤人的案子，于是三人合谋设计让史远顶罪画押。最后，这起案件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彭莘、康四海、周富才、刁继根四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十二年、十年、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