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习惯于臣谏君听模式的诸位，初听这个故事，自然大为吃惊。颇有种“啊，小时候听的王子公主童话都是假的”之感。

当然，砸过之后，又重修了。这件事本身琢磨起来，比“魏征直言，李世民纳谏”更有趣。

魏征死时，李世民四十五岁。他对魏征是从忌惮，再成为君臣，成为好搭档。虽然许多次冲动地要杀他，所谓“杀此田舍翁”，最后还是算了，终于到他死了，思念不已。

然后，忽然有人提醒他：魏征许多进谏是有底稿的，他私下里还编纂进谏语录，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呢！李世民听了难免不悦：敢情，这进谏是秀姿态啊！

再有人说了：陛下，这人跟杜正伦、侯君集有染。这可不得了了。前一件事，打击了李世民对魏征的信任。后一件事，是李世民的逆鳞、隐痛，谁都不能碰。

魏征曾经说，杜正伦与侯君集的才华，够宰相。杜正伦是太子左庶子，是辅佐太子承干的。当时李世民私下里跟杜正伦说，我儿子似乎不亲近好人。

杜正伦去劝谏太子时，把这话说了，太子跟父亲生气：你这么说我？

李世民反过来生杜正伦的气：怎么传小话呢？于是李世民贬黜了杜正伦。侯君集是凌烟阁功臣之一，与太子承干策划兵变，完蛋，被处决。

所以魏征真正的问题，不是推荐错了宰相，而是他推荐的人，都与太子谋反有关。李世民一生至险之事，是玄武门之变，从此兄弟反目，海舟逼宫。

这是他心口永远的阴影。其他时候，他是个豪迈的明君。但在人伦夺权问题上，李世民一辈子都紧张。魏征，是大子建成的人。王夫之吐槽过魏征，认为他先是观望，等太子一死，就去向李世民请见投效，是功名之士。

太子死，遽即秦王而请见，尤义之所不许也斯则其不得与管仲均者也。夫魏征起于群瓷之中幸自拔以归唐，功名之士耳。（王夫之《读通鉴论》）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重用魏征，是因为他的才华，也是因为要向天下昭示：我用人不疑，不念旧恶。这是个姿态。

在此过程中，从最初的彼此心怀芥蒂，到一个敢言，一个纳谏，他俩磨合出了不错的君臣关系，至少对外如此。虽然还是会私下里彼此骂骂咧咧，欢喜冤家。直到魏征死，李世民还痛哭流涕，“以人为镜”之类的言论，亲写墓碑。又是看画像，又是赋诗。到此为止，就是君明臣贤的模样。

“魏征可能伙同太子一起谋反我”，这是李世民一辈子的阴影，所以砸碑去了。魏征死那一年，即公元643年，是贞观朝转折的年：太子承干事发。李世民连有谋夺太子位的李泰也一并扔一边，立了李治。所以他对魏征的这些举动，都和太子有关。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之举措。

实际上，对古今中外一切君王，立嫡都是极敏感的事，跟错皇子都可能要被秋后算账，何况还牵涉一个谋反的太子？

到这事稍微冷一冷之后，李世民重新为魏征立碑：辽东之役，高丽、靺羁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风头过了，恩遇又回来了。实际上，这才是李世民的真姿态。他并不是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君王。

他武将出身，冲动热血，而且有自己的阴影。但事情过了之后，他能自责，能把事情挽回——类似于他生涯最后的征辽之役，没有像隋炀帝似的一打再打三打，而是回来就感叹：“有魏征在，不会来打呀！”

这方是君王真正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