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红军反“围剿”时期，粟裕就认识到：“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全局和局部很好地联系起来。”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则回忆道：“他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就是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从党的最大利益出发；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考虑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正是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粟裕提出了几次战略性建议，主要的三次建议分别发生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阶段，都极大地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前面提到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力主在苏中内线歼敌，除了公心可鉴，更表现了他独具慧眼的战略眼光，这集中体现在月日和日电报中。如南战斗后，海安成为双方争夺焦点，鉴于天长和盱眙难保，粟裕请求将淮南第五旅东调至苏中参战，但陈毅表示反对，并向中央军委建议“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海安保卫战后，粟裕再次向中央军委“要兵”（淮南主力），此电显示了他非凡的战略眼光：“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陈毅再次反对，仍建议“粟部迅速西调”。面对粟裕和陈毅的争论，中央军委未能及时做出决议，兵力不足的粟裕只好在予敌重大杀伤后放弃海安。李堡战斗结束后，粟裕于月日致电中央军委，对历次争论进行了总结：
“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这些极像毛泽东语气的话居然出自一个战区指挥员笔下，实属难得。从粟裕的多封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整个战局”、“战略”、“战役”、“内线”、“外线”等关键性字眼。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再次推迟了出击外线时间，直到年月才最终明确了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并指出“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可见，从年月日决定外线出击到年月改为内线歼敌，中央军委用了整整八个月时间！粟裕的战略性建议和成功的战争实践对中央军委确立解放战争初期正确的战争指导方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粟裕的第二次战略性建议是解放军“问鼎中原”的关键。
年底，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敌我双方相持不下，“你打不过来，我也打不过去”。为打破僵局，毛泽东于
毛泽东与陈毅面商后，仍然坚持己见，于月日致电粟裕，要他率第、、三个纵队渡江，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迫使蒋介石从中原调动个旅中的-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中央军委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在蒋介石的后院放几把火，迫使其调动军队回防江南，以减轻中原战场，特别是大别山刘邓大军的巨大压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毛泽东已经定下分兵渡江的决心，他甚至在给陈毅的手令中明令组建东南野战军，还详细规定了该军的组织领导。二是对“熟筹见复”的正确理解。毛泽东要粟裕“熟筹见复”的并不是要不要渡江，而是在必须渡江的前提下就渡江的时间和地点询问粟裕的意见。第三，中央军委月日电表明粟裕月日的建议未被采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申述原见，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但粟裕还是于月日再次致电中央坚持原议，中央军委次日即复电坚持渡江。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央军委上一次复电间隔了五天，这一次复电却只间隔了一天，可见渡江决心势难扭转。有异议的粟裕该何去何从？他请求让渡江纵队休整一段时间，为渡江做好充分准备，实际上也想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再思考。深思熟虑之后，粟裕还是认为不过江，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为好，但他又怕自己的“一孔之见”干扰了中央军委的决心，没有上报。
粟裕一度称自己的建议为“管见”，实际上，这是他站在高处的“远见”，正如他在回忆当时的心境时所说：“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
月初，陈毅回到濮阳，粟裕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汇报，陈毅大为吃惊。经过多次深入交换意见，陈毅支持粟裕将建议上报中央军委。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同时也规定，如果华野和中野无法粉碎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华野一兵团仍要立即渡江南下。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于月日才明确改变了渡江计划；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做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决策。
将“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大淮海战役”的第三次建议对解放战争进程影响巨大，它充分体现了粟裕从全国战略全局出发，在江北大量歼敌，为日后渡江作战减轻负担的指导思想。
中央军委于月日复电表示赞同，并增加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战役目标，将“两步走”发展为“三步走”，使“小淮海战役”成为“中淮海战役”。月日，“中淮海战役”打响后，海州之敌迅速向西靠拢。日，黄伯韬兵团还未就歼，粟裕即向中央军建议将“中淮海战役”进一步发展为“大淮海战役”：歼灭黄兵团后，放弃“中淮海战役”原定的后两个作战目标，主力西向，进击徐（州）蚌（埠）线，包围并歼灭徐州之敌。
可见，“大淮海战役”的目标与“小淮海战役”已经大相径庭，是把中原的“几口饭一口吃下去”。如果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不但将使中原局势彻底改善，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也必将大为改观，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粟裕之所以敢下这个决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正如他在日的电文开头所说：“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显而易见，粟裕提出“大淮海战役”是以全国战略全局为出发点考虑的。“大淮海战役”截断徐蚌线和辽沈战役攻占锦州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泽东提出攻占锦州关门打狗，但他并未提出截断徐蚌铁路，进行南线决战，这是因为辽沈战役中，四野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所以毛泽东敢下这个战略决心。淮海战役中，华野和中野加在一起不过万，要面对的却是万国民党军，所以连毛泽东也不敢吃这口“夹生饭”。毛泽东没敢下的决心，粟裕却敢下，真是胆过姜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