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挺宽的：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人手一册”，强买强卖，要被革职；到古玩铺坐坐，有“雅贿”之嫌，要被弹劾、免职。
　　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私生活，即个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视。与此同时，还要劝导官员都做本分之官，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宋代吕本中《官箴》一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的。书中开头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这段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们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极品”就能喝“极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员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会喝出罪来。有的官员借花献佛，公酒随便送人，也会触犯法网。
　　宋朝治平元年（公元年），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是在公酒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他向有关部门自首，承认曾私自喝掉了邻州馈赠的公酒。朝廷对其处理是贬为太常少卿。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是因为喝酒喝出了悲剧。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苏舜钦当时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进奏院是藩镇即节度使的驻京办事机构）之职。一次进奏院祭神之后，他与刘巽把公家的废纸卖了，将所得的“公钱”用来买酒招待宾客，还招来乐妓奏乐、唱歌。这事为苏舜钦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弹劾苏舜钦及刘巽。朝廷以“自盗”的罪名革去苏舜钦及刘巽的官职。苏舜钦因喝酒成了“放废”之人，即放逐罢黜之人。因参加这次聚会而被赶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十多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响写道：一时间，“都下为之纷骇”。用卖公家废纸的钱喝酒，竟然喝出这么大的事来。
　　明代对官员的私生活管得很严，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起明朝超过前朝的几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记载了官员嫖娼被惩处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卫可能放纵惯了，在京期间，仍不加检点，竟然宿娼。事情败露，被“谪戍”威远卫，即遣送威远卫担任守卫。这个处分不可谓不重。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对官员的禁止性规定。原来对官员的形形色色贿赂中，有一种贿赂叫“雅贿”，即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便于官员接受，也不易被察觉、查处。“雅贿”多借古董商之手进行。古董商将名贵字画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两文“卖给”官员，再由行贿者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清货款。这种方式的行贿，非常诡秘。对古董店的猫腻，朝廷不是不知，为防范和杜绝“雅贿”——当然完全杜绝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云：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一个侍郎（“副部级”官员），偶尔至北京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
　　据此书说，光绪以后，情况大变。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向他们行贿的人，有的自称“门生”，孝敬他们银子称“太平钱”，还有什么“点心钱”。“廉耻道丧，实始于此”。刘声木说，清朝败亡，未尝不由于官员经商、腐败，并非由于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万众皆叛也”。
　　古代官员写书刻书可以，但不能营利，更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强买强卖。违者是要受到严惩的。
　　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写道：祁任江苏学政时，“以自己所刊各书，命诸生买读”。徐松任湖南学政时，也硬性规定诸生（入学的生员，即秀才）购买自己所刻各书阅读。两位学政，利用职权将自己所写所刻的书定为必读的“教材”或“教辅读物”，强行摊派，要求人手一册。这两人遭到了弹劾，受到革职处分。刘声木说，徐松“虽以精于西域与地水道之学，著名当时，号称绝学，然以自己所刊书，勒诸生买读，迹近贪利”。认为这种刻了书向学生摊派的行为近于“贪利”。学政是高级官员，由朝廷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员中选进士出身者简派，负责生员的考课黜陟，并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视察考试。在三年担任学政期间，与总督、巡抚平行。而徐松不仅是高官，还是知名的西域地理、水利学者，可惜为了出书营利，被免去职务。两位学政，出书牟利，不择手段，弄得斯文扫地，结局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