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快有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爷爷的文章，但每次一有这个念头都是泪如雨下无法提笔，今天写下“怀念我的爷爷”几个字就又湿润了眼睛。

　　我想爷爷了。

　　今年农历十月一日晚上带着女儿按照家乡“寒衣节”的习俗在西安都市的路口给爷爷奶奶烧寒衣时，我又给女儿讲了她老爷的故事，好多事情孩子不能很好的理解，只当故事来听，可是，夜里孩子看不到我眼里流下的泪水，我想爷爷了。

　　爷爷有好几个身份，一个是富平县小惠公社小惠村的农民，一个是富平县运输公司的退休职工。他是富平县运输社公私合营时的社副主任，又是文革期间被扭送回家“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是我们村的“大地主和资本家”。我至今都清晰的记得，他脖子上挂着“四类分子”的牌子被民兵压着批判的情景，我小时候就活在“地主”帽子的阴影里，被人叫做“小地主”备受欺负，没有朋友。

　　我记得多次公社的民兵气势汹汹冲进家里不分青红皂白查封家里的情形，把空空的面瓮和粮囷翻一遍再贴上封条，不管你们的死活。那时候“地主”的帽子让一家人沉重，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更没有出头之日。

　　可我没见过那么勤劳的地主，那么善良的资本家、剥削者。

　　我的记忆中，爷爷是勤劳能干的，我知道爷爷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我们家仅有的几分自留地里，庄稼总是最好的。爷爷又会干木工、泥瓦工，村里最脏最累最不挣工分的活永远是他的，上工要第一个去，下工必须最后一个回，有人盯着呢。年底分粮，我们家总是最后一个。

　　爷爷是坚强的，我记得爷爷文革末期得臌胀病，肚大如鼓，天天躺在床上。我在地里抓一种蟋蟀，放在瓦片上在炉子里焙干碾成粉末做药引子，命悬一线时使用偏方实际上就是没有了治疗的办法，我都不知道爷爷是怎么挺过来的。哪知道随着文革的结束，爷爷竟然迅速奇迹般恢复了健康，他乐观的讲：现在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要珍惜。

　　他是善良的，他原谅了所有捏造事实、编造资料，谎报地亩数量给我们家扣上“地主”帽子人，原谅了迫害他的人，他让当年给他整黑材料的人替他再写申诉材料把事情再写回来。八十年代他被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和公职，按照退休人员领到补发的工资时，他给村里正在上学的孩子每人买了一沓本子和一捆铅笔，让孩子们好好学习。

　　爷爷是勤劳的，他靠他的辛苦劳作和聪明智慧把一个穷家奋斗到一个名扬周边的“地主”，我现在还记得他粗糙劳作的双手。爷爷脑子活，改革开放后，爷爷说遇到好时候了，又着急着要养牛养牲口劳动致富，被家人制止了，“咋，你还想叫人家再给你扣个帽子吗？！”你就看不到他有闲着的时候。

　　爷爷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他是通过报纸等自学识字的。但爷爷写的字写的很好，毛笔和钢笔字，老家现在还珍藏着爷爷用过的日历本，上边有他每月的记事，端端正正的行楷，很漂亮。我小时候爷爷就要求我每天要坚持练习毛笔字，他给我准备了一支写大字的毛笔、一块方砖，每天放学回来要用清水在方砖上练习书写二十个大字。我辜负了爷爷的期望，后来毛笔字没有坚持练，也没有把毛笔字写的有模有样，我却继承了爷爷的善良和正直。我也继承了爷爷的坚强，虽然老有人欺负，但上学时我很努力，学习始终是名列前茅，考过全公社年级第一上台领奖，我是爷爷的骄傲。

　　爷爷很疼爱我，我觉得爷爷永远都会记得我的生日，如果哪天早上起床，爷爷能递给我一个刚刚煮熟的鸡蛋，那就是今天我“狗上墙”（这是陕西渭北平原的一句方言，意思是生日），我的生日了。落实政策后，爷爷乐观开朗，他喜欢秦腔，爱听、爱唱。他自己掏钱，用工资购买乐器，组织秦腔自乐班。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给参加秦腔自乐班回家的爷爷开门，就为吃爷爷带回来的点心（八十年代，农村家里红白喜事会叫秦腔自乐班来唱戏，没有报酬，散场时主家会把唱戏时桌子上果盘里的点心给每位自乐班成员分了，一人能有两三块）。直到有一天，爷爷在外参加附近村里一家婚礼突然发病，脑中风，被我和弟弟用架子车拉回家里，爷爷就再也没有唱过秦腔了。爷爷是爱我的，我在西安上学快到放假的那几天，爷爷拖着病体会慢慢挪到街道上天天等我，直到我回来。他知道我那时候不太爱理发，我快放假时，他会算着时间也不理发，等我回家让我陪着他一起理发。爷爷疼爱我更多一些，为此弟弟没有少提意见。

　　病重的时候，爷爷给家里人交待：“我不欠任何人的，别人也不欠我的”。可是我们知道，爷爷这辈子帮助过的人，借出去的钱太多了。他借别人的他都还上了，别人借他没还的他都不计较了，“别人不欠我的了”。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

　　爷爷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爷爷说“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好人，要做老实人，要堂堂正正做人”。爷爷去世送葬时，我没有哭出来，悲伤只在我的心里，爷爷不在的这么多年，我多次梦里哭醒。现在，我每每想起，依然是泪流满面。

　　我的爷爷叫张文胜，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一生善良、勤劳、正直、勇敢、坚强、豁达，我怀念我的爷爷，我想他。

　　谨以此文缅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