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阅清朝中人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在广东长期担任知县的浙江人杜凤治，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把他任官14年中的施政经历和仕宦想法心得，记载得巨细无遗。在日记中，杜凤治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广东官是天下最难做的，又特别提到了广东省内特别难做官的一些县。

催征与抗税

明清时期的地方政务，无非就是“钱粮”与“刑名”两件事，朝廷判断地方官优劣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这两件事做得如何，如果连赋税都不能按规定收完，那官也就做到头了。所以，一个地方收税是易还是难，才是官员们最操心的事。

当时广东宗族发达、组织力强大，宗族男子一经号召组织，便是一支强悍的民间武装。这就使得广东人并不怎么畏惧官府，以宗族为核心，抗税事件屡屡发生。仅凭一个县太爷能指挥多少衙役捕快？哪怕他亲自下乡去征税，面对成百上千人的宗族武装，对面不开枪已经是给你面子，更别说主动纳粮了。这种情况下，想要足额征收赋税可谓难于登天，无怪乎有不少官员抱怨广东官员难做了。

而在武装抗税普遍的广东，有一些州县情况尤其严重，所以这些州县的地方官就成了人人都不愿去的畏途。

难算的经济账

清朝有句俗话叫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指地方官的灰色收入之巨。然而不可能所有地方官都能拿到如此多数，能拿到多少陋规（即灰色收入），成了衡量一个职务好坏的重要标准。不过，陋规不是到自己手里就算完了，事实上大部分陋规都用于打点关系，送给了上司，一级送一级，该送多少礼在私底下都有不可逾越的规矩，这是在清朝做官万万不可少的。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数一数二的省份，豪绅遍地，物价也随之居高不下，连普通百姓的排场都十分大，那官员更要追求穷奢极欲，因此官僚之间的打点、送礼费用标准也就高于别处。难怪都说广东的官难做，因为需要的银子远比经济不发达的省份要多。为了必要的应酬交际、把自己掏空甚至负债累累的例子，在广东官场屡见不鲜。

除了打点应酬，广东州县官的正常开支也是巨大的。作为地方官员，他们理政需要延请协助工作的幕友，即俗称的师爷。一个县官至少需要二三名幕友。

清朝乾嘉时期的官员张鹏展记过一笔账，“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修已近巨万，即小缺亦不下数千”。可见付给幕友的束修便是一大笔开支，更别提其他支出。袁祖安拒绝就任潮阳知县的理由，除了此地民风刁悍外，就是“费用浩繁”。

打不完的官司 

其实判断一地地方官好做与否，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这里的百姓爱不爱打官司。作为一名知县，他要应付全县内所有的官司，如果官司不多还应付得过来，若是爱打官司，那地方官就难做了，会被无穷无尽的诉讼淹没，而且自身也容易卷入事端。

明清两代把民间喜欢打官司的风气，叫做“健讼”，徽州和江西人健讼尤其厉害。明清史上，徽州人爱打官司是出了名的，这里无家不经商，且宗族强大，涉及土地、山林、祖坟等财产性官司无穷无尽。并且徽州人也不差钱，经常为了诉讼不惜血本，使官司旷日持久，历来让地方官头疼不已。

江西是另一个着名例子，早在明朝，官场就有“命运低，得三西（山西、陕西、江西）”的说法。江西地方官难做，老百姓太爱诉讼是重要原因。

归根结底，古代官场对做官难易的判断，都是从地方官自身的利益来考虑的，风险小、油水多的官缺才是容易做的。越到清朝后期，官场上类似的潜规则越多，也就越说明吏治之腐败。官员们人人都只为贪腐牟利，根本无人肯实心用事，为国计民生分忧，这样的政权，自然也就离覆亡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