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单位专业写作，在其中的戏剧研究所，知道了李渔。

李渔最早的名号让我印象深刻，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仿佛是对他人生的预言。

在略带夸张的记叙中，李渔简直有些奇特：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作文，下笔千言；童子试一举为“五经童子”，名噪一时；然而立前后两赴乡试无果。一度做了州司马幕客，在沈约李清照先后题咏、此后无人敢轻易动笔的八咏楼撰联“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为人叫绝。清兵入城，回到故里兰溪，筑伊园，当“识字农”。

“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归故乡赋》仿佛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脱出。倘真若此，文学史最多是多了一个隐士。

但，李渔不是“五柳先生”。他倡建凉亭，命名“且停亭”，题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他倡修水利，田内开凿堰坑，令田禾使有荫注，石坪坝为后人称“李渔坝”；他总理宗祠，订祠约，修宗谱，深受村人敬重。

变故缘于与邻村的词讼。李渔显然不具争斗的基因，举家迁徙杭州。

繁华都市家”，用来养家活口应该绰绰有余；举目无亲，幸有所长，正可供给对戏剧小说饶富兴趣的豪绅士夫、市井民众。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以糊其口”的专业作家由此诞生。

与所有寒门弟子一样，李渔曾认定以仕途经济光宗耀祖为人生正道。不料风云变幻，学而优则仕梦碎。尽管“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但他并未躺平，而是另辟前人从未走过的蹊径。

命运注定了他的游移和偏离。李渔选择的是正统文人所不齿、时人亦皆视为“贱业”的“卖文字”的“末技”。在自甘低贱这一点上，与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或有相似之处。

关汉卿以“铜豌豆”自侮表达对传统规范的叛逆，某种程度是一种抗争。而李渔没有这样的傲骨，没有这样的愤世嫉俗。他的选择纯粹是顺其自然。他并不在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世俗层级划分，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他，他坦然承认比他为“汤王”誉过其实。如果泉下有知，对鄙薄他为“通俗作家”的后世高论他只会置之一笑。他没有写过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那样泣血断肠的悲剧，也没有写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那样脍炙人口的名句。他把惩恶扬善、谴责道学的尖锐藏匿于温润圆滑，他善解人意，投人所好，唯求明白易懂，雅俗共赏，男女老少，上下尊卑，皆大欢喜。“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

纵览古今，多少大家着书立说似渊之深，文坛地位仰之弥高，可望而不可及。但李渔给予世人的，是一种平易和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