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是本能，但怎么吃却颇多讲究。吃相凶恶，豺狼饕餮，往往引人侧目，谓为粗蛮无礼，因此，古今中外都有餐宴礼仪，要求人们“文吃”。
春秋时，齐国外交官庆封来鲁国访问，乘高档马车，很多人艳羡不已。可叔孙豹不以为然，认为庆封“服美不称”，没什么文化庆封。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庆封当赋诗应答，然而，他埋头大嚼，压根儿就没听懂，或者是听懂了没法回答，只好装傻充愣。这是《左传》里的一个外交笑话。
春秋时期，外交使臣们不仅要讲究餐饮礼仪，还要在觥筹交错间得体应对，这就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文吃”了。这种吃，吃什么不重要，“文”更重要，这“文”就体现为“赋诗言志”。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也是体现贵族男子修养的一件风雅事情。
“赋诗言志”是一句古话。但古代所谓“言志”和今天所说“抒情”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志”大都用在社交场合，关联着政治、教化，不是私人性的。外交使节“受命不受辞”，接受特定任务出使他国，可如何完成，在谈判桌上、宴席间如何交涉应对，都要随机应变。为了避免在表达外交意见时出现言辞上的失礼，忤怒对方，达到预期的外交目的，“赋《诗》言志”就成为春秋时相当盛行的一种外交惯例和风范，即运用“诗三百”中某些适当的诗句来委婉表达心志情感，表明立场观点，进行外交沟通，比如向对方委婉示好或示威，包括求救兵、解纠纷，等等。这有点类似今天社交聚会中的献歌或配乐诗朗诵，只不过唱什么歌、点什么曲都含着目的。“赋诗言志”也大都借用现成的“诗三百”篇章，《左传》记载赋诗七十余次，只有四次是现场即兴创作的，也正因此，赋诗者既要对原诗内涵有透彻的理解，又要巧妙地把握“借用”的幅度，不明不暗，点到为止。当时有一个赋诗原则，即断章取义，各取所求。
如晋国大臣韩起（即韩宣子）到郑国访问，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又都化解了。到夏季四月，韩宣子回国，郑国六卿就在郊外为他设宴饯行。席间，韩宣子请诸位都赋诗一首，借此了解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婴齐赋《野有蔓草》，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中说，有个女子清丽曼妙，如清晨野草上的露珠，我真心爱慕她呀，希望能有机会与她邂逅。婴齐只取后两句，表达郑国欢迎韩宣子的意思，完全不管全诗原是一首男女私情之作。韩宣子当然听明白了，很高兴，说：“您表达了对我的善意，看来我有希望了。”
接着，子产赋《羔裘》，诗中赞美一位贵族男子身着豹皮装饰的羔裘，英武帅气，是“邦之司直”“邦之彦兮”，为国家栋梁。韩宣子听出这是变相夸奖自己呢，遂礼貌答谢道：“哪里哪里，我实在是不敢当啊。”
以上两位赋诗都是表达善意，但接下来，子太叔赋《褰裳》一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这首诗本是恋爱男女间的调情挑逗。女子说，你要是真的想我，就赶紧提着衣裙蹚河来找我。你若不想我，难道就没人惦着我么？你瞅瞅你憨乎乎的傻样儿吧。子太叔是在和韩宣子调情么？当然不是，他对韩宣子此次出访持保留态度，故借“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句隐晦批评或警示。韩宣子听出话外之音，便赶紧说：“有我在这里，怎敢劳您去找别人呢。”子太叔遂拜谢。
赋《诗》意在“言志”，同时就有“观志”的问题。对于“观志”者来说，他既要熟悉对方所借用的诗章内容，更要知道如何判断赋诗者“断章取义”中的“义”到底是指什么，这种外交辞令你来我往，就显得十分含蓄风雅。
了解了这些，再看孔子要弟子们学《诗》，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就好理解了。孔子一直按照周代风雅文化培养弟子们，在那种风尚下，不懂《诗》，真的是要闭嘴的。只不过，孔子时代，这种风雅就几乎没有了，此后也再无回温。所以，现在人们谈及“文吃”，都是实指，是说要吃得斯文罢了。
大家小姐是最斯文的，平常都笑不露齿，吃当然也不能多露牙齿，因此，我猜，她们最不能吃的就是炸酱面之类。众目睽睽，樱桃小口，嘴巴成了过滤器，不仅品尝不到炸酱面的美味，恐怕怎么着吃相都难看了。因此，炸酱面之类只能算是平民饭食，是不好登大雅之堂的。端个大碗蹲在门口，稀里呼噜，两分钟下肚，这才是正解。
肚里不饿，比较容易做到文吃，但若是肚饿难耐，即便矜持着，也难免要“武吃”。《水浒传》里，武松来到景阳冈前，一口气吃了四斤牛肉，喝了十八碗“透瓶香”，方摇摇晃晃上了山。不过，若没了这顿武吃，他恐怕早被老虎武吃了。对英雄狼吞虎咽的不雅吃法，读者不仅不怪，反而颇为欣赏，大概是因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本是英雄本色。莫言说：“俗人大吃是不雅，英雄贪吃是潇洒。”多会给贪吃找理由。
吃相不雅，还能有意外收获。东晋时太尉郗鉴为女儿择婿，众多青年才俊打扮停当，在大堂等待，个个拘谨不安。唯有王羲之袒胸露怀，歪在东床上吃胡饼，令郗鉴大为赏识，遂成东床快婿。大概岳父大人所欣赏的正是这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魏晋士人讲究言行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但很多人其实也是以才情做底子的。典型的如王猛，寒门出身，曾着粗服拜谒权臣桓温，一边在身上捉虱子，一边论议当世之事，旁若无人。其言谈之不凡，态度之无所畏忌令桓温折服，“扪虱而谈”遂传为佳话。在“东床快婿”的故事里，年轻的王羲之一定也是有两把刷子的，若单单只是个胡吃闷睡的纨绔子弟，怕也难得垂青。所以，扪虱而谈、大嚼胡饼都只是表象而已，若后人只是把这些学了去，恐怕就真成东施效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