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这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说的一句话。纵观闻一多的一生，爱憎分明、真诚勇毅的品格充分展现在他激情澎湃、充满战斗力的演讲上。

闻一多为人正直，敢于担当，这种品格也锻造了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演讲气质。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军突然空袭城市，以致现场停电，参加婚礼的众亲朋和嘉宾惊惶躲避，一时乱作一团。这时，闻一多却异常沉稳，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敌人捣乱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众人这才渐渐安定下来，婚礼得以继续举行。相似的场景还出现在1945年，西南联合大学正在露天举办“五四”纪念会，忽然天降倾盆大雨，一时间会场秩序大乱。只见闻一多在台上大声说道：“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纣、陈师牧野之时，正如今日！”参会者听到闻一多这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语，不由得为之一振，嘈杂声音渐消，秩序变得井然起来。临危不惧、勇毅担当的闻一多令人刮目相看。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一多作为“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讲。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38年，刚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演讲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也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情。从此，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激情勃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爱国为民的“狮子吼”。抗战期间，目睹国家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闻一多如坐针毡、心急如焚，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1944年，在7月7日召开的七七纪念会上，闻一多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被恨之入骨的特务骂为“闻疯子”。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