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不光是体力活，还靠脑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兵法里面也有哲学，很深奥的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从所有知识，比其他兵法更有哲理，特别是在行为学上，有很深的理解。但任何哲理，离开它所依托的各种实际知识，讲滥了，讲玄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
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
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
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
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序言中，哈特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分不开。《孙子》是沾毛泽东的光，但毛泽东重实践，并没把《孙子》当回事。
毛泽东，本来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介书生，没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用兵如神，没得说。我读过一本《毛泽东兵法》，里面特别提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
毛泽东重实践，轻书本，反对本本主义，说杀猪都比读书难，但他不是不读书，也不是像很多古代名将那样不写书。
毛泽东的军事着作主要有六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军事家，带兵打仗行，但写兵书的少。毛泽东，不但会用兵，还会谈兵，难怪西方重视他。我记得，李宗仁回来，问毛泽东，我们正规学军事的打不过泥腿子，为什么？你是不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不承认。
毛泽东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学者做过考证。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赢了，让毛泽东大出其名，但王明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非常看不起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横加批判，罪名是他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是湖南人，曾国藩、胡林翼，他当然熟悉。《三国演义》他也爱读。但靠《孙子兵法》他不承认。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现在有人去查，他早年还是接触过一点。证据是，第一，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第二，他在湖南一师听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记过笔记，笔记中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
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看来早年还是读过一点，只不过没有仔细读，印象不深，他说没读，也不算大错。但1936年，他在延安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情况不一样。当时，他急需参考书，曾派叶剑英到白区买书，里面就有《孙子兵法》。这本书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他最欣赏的，还是年轻时从郑观应那里听来的话，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新中国成立后，他给人题字，也爱写这两句话。毛泽东读《孙子》，读的是哪个本子，哪一家注，不清楚，但我从他的诗分析，他读的可能是赵注《孙子》。毛泽东有一首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追穷寇”，来自《孙子·军争》，各家的本子都是作“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作“穷寇勿追”。
毛泽东兵法，除了战法，还有心法。他的诗，里面就有心法。毛泽东最喜欢杜牧的《题乌江亭》，经常给人写这首诗。我记得，章士钊说，他的“友人”能成大事，就是符合这首诗。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包羞忍耻”是忍，“卷土重来”是狠。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这是老百姓的兵法。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毛泽东并不迷信《孙子》，但他让《孙子》大出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