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他们的所有青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原地踏步的群体

　　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 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潡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潡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2003年3月17日晚，一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