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患肝癌，基本上，从确诊起我就没有抱过他能康复的希望。家人曾经考虑过为他做肝移植，本地区做肝移植手术最好的医生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教过我，我找到他。

　　他看过病历，沉吟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是我的病人家属，我会让你自己决定;但你是我的学生……别让老人家遭罪了。”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泪如泉涌，还是哽咽着说：“教授，谢谢您。”

　　那几个月，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爸一直状态平稳，心态乐观，妈和姐妹们看他这样，也都渐渐放松下来。

　　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还会讨论“等爸病好后去哪里玩”的话题。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

　　终于到了那一天，爸突然昏倒，送到医院后发现：肿瘤已经破裂了。

　　到那时，我才终于带家人去主治医生那里，让医生跟妈妈说：“病人已经危在旦夕了。”我自己没办法说出口。

　　虽然姐妹们早知道病情，但她们好像都没听懂医生在说什么，妹妹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治医生是我同学，他先看了我几眼，才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的父亲，可能随时会去世。”

　　我妈不敢相信地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猛地发起脾气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我多希望我是真的不知道呀。从她们的眼睛里我看出来：她们，万分震惊地，信了医生的话。

　　爸醒过来，已经是傍晚，他招呼妈和姐妹们先回家休息：“你们明天再来看我。”

　　她们不肯走，我劝她们：“陪护病人是个持久战，没必要疲劳作战，明天再来吧。”

　　她们留在这里也没用，只是徒耗心神。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还在爸的病床前拟定了一个简单的陪床方案，明天后天，谁来值班。

　　只有我心里明白：爸，没有明天晚上了。

　　那个晚上，病房里就剩我和爸。他渐渐入睡，不，是进入临终前的昏迷，偶尔还会醒，模糊地说几句话。

　　我凑近问：“爸，你说什么?”他像没听见我说话，头一歪又昏过去了。

　　我知道他什么也没说，这只是谵妄状态，爸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想哭，又不敢大声。我怕爸听见，他还有残存的知觉，我不想让他在最后的时候难过。我知道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死去，每一个症状我都在无数病人身上见过，而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如果能救他，我恨不能自己死。但就算我死了，他也活不过来了。

　　一辈子，就是那个时候我痛恨我是医生，我是多么无用，连自己的父亲也救不了。既然这样，我学医干吗?索性什么也不知道，能一直自欺欺人也好呀。

　　我恨我只是个半吊子医生，我要是一个能妙手回春的好医生多好——我知道那种医生不存在，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

　　我只能拼命地不让自己哭。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妈妈和姐妹们都来了。爸还有迷迷糊糊的意识，他最后喝了一口妈给他煮了一夜的绿豆汤，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