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黄洋界保卫战以后，调任红四军教导队任区队长。红军教导队是年底成立的，可以算得上是我军第一所干部学校，队长吕赤，四川人，共产党员，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我父亲和陈伯钧都是区队长兼教官。
我父亲和陈伯钧相识于井冈山，二人同姓，的确很有渊源。一直到解放后军委准备成立工程兵，相中的两个人就是父亲和陈伯钧。最后还是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拍板定夺。
毛泽东看了军委的报告，用他那渊博的知识、非凡的记忆力和幽默的语调说：“陈士榘祖父克山、克水，父亲、叔叔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我们重新回到井冈山：年春季，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攻克了湖南酃县。当时驻守酃县的是一支正规军，所以我们的缴获颇多。陈伯钧搞到了一支很精致的手枪，他爱不释手。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可能是因为受了潮，这支枪的扳机有些绣渍，不用力扣不动，于是陈伯钧就坐在地上反复擦拭。
教导队队长吕赤看后，开玩笑的说：什么破手枪？枪栓都拉不开，扔了算了！
虽是一句玩笑话，但陈伯钧心里不服气，他将弹簧、撞针等主要零部件拆卸下来，找来煤油仔细擦拭。经过大半天的努力，这支精致的小手枪终于操作自如了。本来陈伯钧想马上找吕队长显摆显摆，但不巧吕队长带着人马去外边搞土地革命去了，得好多天才能回来。
终于有一天，队长吕赤带领一个排士兵打土豪回来了。陈伯钧笑着截住了吕赤说：看看，我这是破手枪吗？
吕队长笑着说：怎么，这枪还没有扔呢？
陈伯钧把手枪对准了吕赤的鼻梁，说：你还不服气？我给你拭一拭！
陈伯钧随即扣动了扳机。但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忘记了将子弹取出来。只听“砰”的一声，子弹从吕赤队长的鼻梁射了进去，吕赤队长应声倒地，鲜血四溅，吕赤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天。
陈伯钧顿时吓傻了！等他明白过来以后，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陈伯钧跪倒在吕赤队长的身旁，奋力呼唤吕赤的名字，但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父亲当时正在现场，而且是当班的执星官。我父亲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也有点不知所措。他只得立即下令保护现场，并将这一不测事件上报团部和前委。同时根据“三湾改编”后形成的惯例，将此事通报给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的人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们将陈伯钧团团围住，质问他为什么子弹上了膛还要将枪口对准吕队长的脑袋。陈伯钧对此事已经悔恨不已，他不做任何反抗，任凭士兵委员会的人责骂。
我父亲怕事态扩大，将陈伯钧与士兵委员会的人拉开，并提出将此事上报给毛委员。士兵委员会的人表示赞成，于是陈伯钧被士兵委员会的人扭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面对情绪激动的士兵委员会委员，没有马上做出结论。他以极其平和的语气对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陈伯钧将吕队长打死，确是一个过错。按理说杀人者是要偿命的，可你们自己看，已经打死了一个人了，是否还要再打死一个呢？
毛泽东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队长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武汉军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掉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唻！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士兵委员会的人见毛委员这么谦和，而且讲得有道理，也就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士兵委员会尽管对陈伯钧很气愤，但真要陈伯钧为吕赤偿命，大家还是有些舍不得的。但像毛委员这样放过陈伯钧，士兵委员会的人是不甘心的。毕竟是一条性命呀，怎么能说不杀就不杀呢。
于是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吗？
毛委员严肃地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的。
“怎么惩罚法？”士兵们关切地问道。
“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
毛泽东问大家：“这个办法怎么样，同意不同意？”
大家面面相觑，看样子是没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你们谁来打呀？”
没有人回答。大概都不想亲手来打自己的朝夕相处的战友。
毛泽东只得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说：“由你来打好了！”
小警卫员立即找来了竹板子，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朝着陈伯钧的手心噼里啪啦地打将起来。我父亲当时也是监打人员之一，他有点害怕陈伯钧坚持不住一百板子。但见陈伯钧不喊不叫，不缩不退，老老实实的接受处罚。
当打到第二十板子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红肿起来，竹板子上也粘上了血迹。毛泽东的警卫员这时候手有点哆嗦，头上开始冒汗，眼睛盯着陈伯钧的手心，手上的竹板子却不敢打下去了。
这时，我父亲和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板子打得重，一板子顶五板子，已经打了二十下，相当于打一百下了！
士兵委员会的人基本都赞同，于是警卫员停下了手里的板子。但陈伯钧已经起不来了，我父亲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并叫来卫生员给他涂了药包扎了伤口。陈伯钧当时万分感谢毛委员，要不是毛委员，他这条命就交待了。
毛泽东下令救了陈伯钧一命，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在共产党争取胜利的漫长历程中，毛泽东似乎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都那么准确，那么富有人情味。这同取得政权以后大不一样。（摘自陈人康《我的父亲陈士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