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宫廷生前交班的特例。由于权位是让渡的，儿皇就尊父皇为太上皇，于是便出现了两代君主同堂的局面。这类太上皇，仅南宋就延续了三代，依次是宋高宗、宋孝宗与宋光宗。篇幅限制，这里主要说说宋高宗与宋孝宗两代同堂的那些事。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下，在强大压力下，宋高宗不得不宣布将亲赴前线督战。作为皇储的赵玮得知战报，不胜义愤，主动请缨，愿意率师出征，为王前驱。正告病假的王府教授史浩听说此事，急忙赶到王府告诫道：“太子不可将兵，这是古来惯例。”赵玮毕竟缺乏做皇储的政治经验，他不知道，请缨出征正犯了抢班夺位威逼君上的大忌，闹得不好还可能遭到废黜。史浩立马代为起草了悔过疏。高宗御览赵玮的第一封奏疏，正在疑怒之际，忽又收到他“痛自悔过”的第二封上书，改请扈从警跸，以尽忠臣孝子之道，这才略释疑怒。
岁末，确信金主亮已在内乱中被杀，宋高宗这才象征性地北上，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随驾过程中，赵玮也学了乖，步步踩在臣子之道的点子上。他一路骑马伴随着父皇，哪怕雨雪打湿了朝服，也全然不顾，一副恭敬样，还亲自悉心安排父皇的饮食起居。皇子这番亮相，赢得群臣一片赞誉声。
宋高宗察觉了朝臣内心的微妙动向，金军的毁约更让他的苟安政策丢尽了脸面。次年年初返回临安不久，他就下诏宣布禅位，赵玮被正式立为皇太子，改名赵眘。赵眘的皇储之路居然艰难地走了三十年，交班这才定局。高宗这年才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他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一决策：让一个听命于己的继承人替代自己处理朝政，自个儿既省得政事烦心，又能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这样，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明智之策。
新皇帝宋孝宗尊宋高宗为太上皇，上尊号“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光尧”无非颂扬其禅让之德，比尧传位给舜还要伟大光辉。在评价上给足面子，还祝太上皇长寿伟大，新君在政治经验上大有长进。在立皇太子的仪式上，宋高宗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他选择孝宗，适时禅位，就是指望接班人知恩图报，为他“掩覆失德”。
不管哪个朝代，一旦当上了太上皇，要的无非两大特权：一是物质待遇上巧取豪夺挥霍享受的特权，一是大计方针上干预朝政左右大局的特权。南宋第一代太上皇也不例外。
先说前者。太上皇退居的德寿宫，由秦桧旧邸改建而成，因在大内之北，时称北内。孝宗为他引西湖之水入德寿宫，营造出人间胜景，供其养尊处优。太上皇每月仅零花钱就有四万贯（相当于朝廷大臣中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五千匹是最常规的数码。有一次，宋孝宗为上寿酒配一根寿星通犀带，就花了十万贯。一次酒醉中，宋孝宗随口许诺另献二十万贯，事后不复忆起。太上皇却惦记着这笔外快，在太上皇后前一再提及，太上皇后便用私房钱以儿皇的名义代为献进。宋孝宗知道后，为讨太上皇帝与太上皇后的欢心，反正不用他自个儿掏钱，翻个倍再献四十万贯。
不过，太上皇实在贪得无厌，竟指使贴身宦官开设酒库，私自酿造德寿宫御酒。有位谏官上朝直奏：北内有私酤，完全无视国家的榷酒政策。太上皇闻讯勃然大怒，宋孝宗只得罢免其谏官之职。宰相。
再看后者。或许宋孝宗竭力满足太上皇的物欲特权，是打算换来他在朝廷大政上对自己的放手。但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不问朝政，颐养天年。不仅宋孝宗新任命的宰执，往往必须到德寿宫“入谢”，面听太上皇的“圣训”，一到关键时刻，太上皇更是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尤其在事关抗金的原则问题上。即位之初，宋孝宗锐志北伐，便着手恢复岳飞的名誉，为了“掩覆”太上皇的“失德”，他煞费苦心在追复诏书中说“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硬把杀害岳飞的元凶说成是“念之不忘”的圣君。也许见自己“失德”被洗白，太上皇对这事没吭声。
当孝宗力陈恢复大计时，太上皇断然放话说：“等我百岁以后，你再讨论这事吧！”这句话简直就是“我在我说了算”那句话的宋代版。得知抗战派领袖张浚再被起用，太上皇对孝宗说：“张浚徒有虚名，其实不过是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的小人！”见孝宗不为所动，仍以张浚为相，太上皇便提出让主和派汤思退出任左相，张浚当右相，企图以宋制尊左的惯例，压制主战派，无奈之下，孝宗只得照办。张浚提拔张孝祥任都督府参赞军事，太上皇将他召至德寿宫，抢白道：“张孝祥一定很精通军事吧！”迫使张浚更改任命。当听到宋孝宗背着他下达了北伐命令时，太上皇气急败坏地将其召入德寿宫，要他收回成命，在这节骨眼上，孝宗也只能以沉默不语来表示拒绝。
隆兴北伐失利，宋金重开谈判。宋孝宗同意张浚力主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的态度，汤思退却全盘接受金国的领土要求，还以太上皇压孝宗说：“宗社大计，奏禀太上皇帝再作决定。”气得宋孝宗只能大骂汤思退的行径“秦桧之不如”。在隆兴和议中，由于太上皇的干预，南宋没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宋孝宗在事后承认：“太上圣意，不敢重违。”
和议成立次年，金使入见，宋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合门转呈国书。此举无非是外交较量，也表明孝宗对抗金大计耿耿于怀。金使则坚持按绍兴和议旧仪，由宋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太上皇发狠话，你不接，我去接。孝宗尽管一肚子的憋屈，也不得不循绍兴旧例。总之，在北伐与和议的这几年里，号称“北内”的德寿宫俨然成为凌驾在“大内”朝廷之上的又一个权力中心。
在南宋诸帝中，宋孝宗也许是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晚年却慨叹未能洗雪国耻。其中固然外有地缘政治的均衡因素，但太上皇的牵制和干扰，让他束手缚脚、有心无力，也是重要的内因。宋孝宗在位共二十七年，有二十五年处于太上皇的掣肘之下。在恢复大业上，太上皇一再教训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出于对太上皇“不忍违”（实际上也不敢违），在隆兴北伐后，宋孝宗“用兵之意弗遂而终”。恢复故土，洗雪国耻，事关南宋朝廷的国是大计，姑且不论宋孝宗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在太上皇的横加干预下，他甚至连完整贯彻自己恢复意图的条件都不具备。
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宋高宗终于咽气，但儿皇帝宋孝宗也已锐气销尽。太上皇与儿皇帝两代君主同堂，这是专制君主政体下的怪胎。按理来说，对两代君主同堂，作为儿皇帝的宋孝宗应该是最深知其弊而终受其累的，但历史也真够吊诡的，他在太上皇死后只做了两年皇帝，竟然也禅让给了儿子，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他的太上皇命可没有宋高宗那么好，落了个栖栖惶惶的结局；他的儿子宋光宗在位五年，因精神病发作，不得不再禅让给唯一的皇二代宋宁宗。读史至此，你不得不感叹：榜样的力量真伟大，制度的惰性太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