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排名学

古时候“衙门”就是由一大帮“爷们”构成的。以县衙门为例：正印官知县，一县最高行政首长，被老百姓尊称为“太爷”；朝廷还给州县配备了若干佐贰官，作为县太爷副手的县丞，秩八品，是第二把手；分管粮马或治安的主簿是第三把手；分管一县治安的典史是第四把手。

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是进入行政序列的朝廷命官，具有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除此之外，衙门还有一帮人物，并非国家干部，却也绝对称得上“爷”。

首先是幕友，俗称“师爷”，与知县大人以宾主相称。知县雇用的长随、家丁，即官之仆役，地位虽卑，但仆以主贵，也被称为“二爷”，有的衙门，“二爷”还有跟班随从，即“三爷”。此外，衙门里的舅爷、姑爷、少爷等也被称为“三爷”，他们都是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熟人，都可以归入官亲之列。以上三类“爷们”（师爷、二爷、官亲），大致属于前人所说的“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隐权力者。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作为隐权力者的三类“爷们”，与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相比，谁的权力更大？

先来转述一段《官场：

湖北武昌有一座龙华寺，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都来捐献香油钱。寺里方丈只管清修，不问别事，执事的另有知客僧，专管应酬客人及同各衙门来往。寺里一个法号善哉的和尚非常有人缘，当知客僧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里的贵官显宦、豪贾富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

有一次，善哉和尚搞了个超大型的水陆道场兼募捐仪式，广发请帖，邀请达官贵人参加这次水陆功德。善哉和尚竭力张罗，男客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同些阔佬商家；三等乃是候补州、县，以及佐贰各官，同寻常买卖人等。

这三等席位是根据什么标准进行排次的呢？第一，肯定不是全然按照来宾的官职高低来排序，因为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并不具备领导身份，却能列席VIP，那些“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的老板们也不是官员，但席位却在州县领导之上。第二，也不是完全按照来宾的财产额排名，因为“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的老板们显然财大气粗，却没有资格进入VIP席。

如果引入“隐权力”的参考系数，我们一定会恍然大悟：善哉和尚原来是根据来宾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来决定待遇的。提督、镇总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员都是地方高层领导，正式权力很大，是当然的VIP；督抚衙门的幕友与官亲，虽不是国家干部，但与省领导关系非同一般，隐权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于晚清之时，商人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显着，因而那些商界的阔佬也能享受到与中层领导同等的招待。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贰各官”，虽说也是戴官帽、着官服的，看起来似乎风光体面，实际上却有职无权，权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难怪他们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寻常买卖人”一般待遇。

从知客僧善哉的“权力排名学”，我们可以得出前述问题的答案了——衙门中的师爷与官亲，远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更有权力、更受尊敬。

戒用官亲？

衙门的官亲非常容易从关系网络中获得隐权力，一旦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惹出祸端，本官往往难以收拾，清代不少官员对此都深有体会，官场阅历丰富的张集馨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

所以，清代官场上有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此处的“三爷”就是指官亲。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提倡“至亲不可用事”，曾做过知县的清代能吏李平书还贴出公文告示：“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

这种戒用官亲的思路，与帝国相承已久的“流官”（异地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亲”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同样逻辑之上的，其逻辑出发点是：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隐权力网络，对朝廷的正式权力体系造成破坏；为了防止隐权力网络的出现，必须将官员隔离在熟人关系之外。

事实上，虽说官谚有云“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但要做到“戒用官亲”，简直是不可能的，朝廷为州县配备了一套佐贰班子，衙门又有一大帮书吏衙役办事，但州县长官总是带着自己熟悉、信任的师爷、长随赴任，并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权力环节中。这个州县长官的私人班底，宽泛点儿理解，也可以说是“官亲”。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州县长官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委派熟悉、信任的人去办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落到实处。但是，由于帝国官场上的权力呈现出弥漫状态，而不是严格控制在正式管道内，越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获任正式职务，越能用锅碗瓢盆捞到不受约束的权力，于是隐权力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