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历朝都有不胜枚举的闲人现象，从晚清官场小说中，我们可窥一斑。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两个时期的诗句中提到“闲人”，一是在他初入仕途时，在忙碌中感叹美景无人欣赏，只是因为闲人少，“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二是在他晚年，自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像白居易这样因上了年纪，自身精力大不如从前，从而乐得做个“闲人”的人，在古代官场中并不少见。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徐大人，也是上了年纪，耳朵不太好使，有事的时候就算真听见了，也一概装没听见。他坐在官位上就整日琢磨养生，诀窍摸索出两个：不动心，不操心。但凡遇到朝廷有急事难事，就优哉游哉地借口年纪大了，不如年轻人能干事，示弱道：“让我老头子休息休息罢！”

徐大人当过军机大臣，这个职务需要经常见皇帝，可不好“划水摸鱼”，但他有自己偷闲的方式——“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无论上头说什么，他都用标准答复“是是是”“者者者”混过去，久而久之，上头也不怎么管他了，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同僚将这些看在眼里，给了他一个“琉璃蛋”的外号。

不过，讽刺的是，正因他闲，其他有点野心的同僚刚好专权，结党营私或排挤打击都算不到他头上，他点个卯就下班回家喝喝酒、抱抱孙子。

晚清官场与以往其他朝代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被迫融入世界的局面下，有人想到国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混个闲职，也有外国人来中国官场拿着薪水当个闲人。

文学家吴趼人所着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个叫叶伯芬的人，原是侯门郡马，混迹在京城官场，“学了一身的京油子气”。他本想靠做大官的大舅爷照应，谁知这个大舅爷是个严正君子，不仅不肯在仕途上帮助他，还批评他纨绔气太重，除应酬外一无所长。叶伯芬四处谋官都不顺心，见大舅爷要到国外做钦差去了，以为亲戚在万里重洋之外或多或少会照顾一二，就算参赞、领事之类的官职混不上，总能混个随员，便跟随而去。

谁知辛辛苦苦到了国外，大舅爷并没有给他好脸色，只说我这地方小，住不下闲人也不允许衙门里有半个闲人，你还是趁早回去吧！大舅爷怎么也不肯给他个一官半职，叶伯芬“急得要哭出来，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恼，又是急，一时心中把酸咸苦辣都涌了上来”，最后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国。

叶伯芬没能在外国当上闲人，却有外国人在中国以顾问的角色成功过上了光拿钱不做事的日子。

《官场现形记》里有一个山东巡抚窦抚台，因为工作原因，他和外国人打交道颇多，往往一天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光忙着接待外国人。有人见他疲于应付，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聘请一个外国人来与外国人交涉，还能帮衬别的事务。谁知等外国师爷“喀大人”走马上任后，窦抚台反而被气得够呛。

原本有一件命案，窦抚台吩咐喀大人去办，喀大人推辞称对中国刑名没有研究，还是得请老爷自己办，这个理由窦抚台姑且接受。不久，朝廷又安排了新政，要求练兵、办警察、开学堂，窦抚台心想这些喀大人总该懂了，结果喀大人又说：“这几件在我们国家都是专门的学问。即以练兵而论，陆军有陆军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就以学堂而论，也有初级，有高级。我不是那学堂里出身，不好乱说。”这下窦抚台也不再强求，将新政都委任给本省司、道分头赶办。而喀大人呢，也拿着薪水终日清闲无事。

但不久后喀大人还倒打一耙，说窦抚台请了他来却不给他事做，众人都看着他清闲度日，会以为他无能，损害了他的名誉。喀大人要求窦抚台赔偿他一整年的薪水，窦抚台只好自认倒霉，用钱了结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