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向年轻的新皇帝上了一道《劝廉惩贪疏》。奏疏中，这位新任官员说：
当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无官不是爱钱之人。买官要钱，升官要钱，官员交际联谊要钱，考课打点上面要钱，“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来自哪里，人皆心知。
韩一良还举例说：自己只是七品芝麻官，平时不善交际，但两个月来拒收的礼金也有五百两。由此类推，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再不推进反腐倡廉就来不及了，而且必须从“大老虎”反起。
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崇祯，他倍感欣慰，赞赏其“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韩一良并不是御史，怎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他没有提。这个难题交给了18岁的崇祯。
崇祯问韩一良，到底谁是腐败分子？
这一问，问出千百年来朝廷百姓心声。
但是，这一问，也问破了一个人的心。这个人便是韩一良。
这是一个令人寒心的“天问”。不仅韩一良觉得冤，连后来的进谏者都不得不因此闭嘴。
这个问题韩一良无法回答，也不该由他来回答，他不是专业人员，也不掌握证据，怎敢乱说？
崇祯退而求其次：那你说一说，是哪些人给了你五百金。
这是比前一个更傻更天真的问题。
这一来，韩一良才明白，自己掉入了一个体制下的坑。说还是不说，真成了一个问题。不说，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初心；说，倒霉的是一群小苍蝇，于事无补。见皇帝把球踢了回来，细思极恐，这真话还说得下去吗？
面对崇祯这一问，韩一良不得不选择闭嘴。结果不仅没有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连自己的职务都被剥夺，回乡耕读。
韩一良的挫败感深深地烙在后来者心里。崇祯六次自我批评（下罪己诏），数百次鼓励大家建言，都无法改变大员们经常性的相顾无言，发言也是空话套话。
明朝末代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只用了四年时间就被火箭提拔为首辅，危难之际，崇祯对他寄予厚望。北京城破前三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然而，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龙椅，恨恨而去。
我们且不问大臣们原来的智商和情商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想问，一句话可以定夺的事，臣子为何始终一言不发？没有退敌良策，馊主意好歹也可以出一个呀。
然而，馊主意都没人出了。大家彻底冷了心，铁了心，不陪皇帝老子玩了。
崇祯接手国家十七年，任命了五十位内阁首辅，平均每人的任职时间不足三个月，而且，个个不是被开除，就是被降职，无一善终。至于首辅以下官员，更换频率如走马灯，“日新月异”。在外征战的将领，不是被处死，就是宁愿主动战死。
前任首辅陈演叹息说：在崇祯面前，每句话都要思前想后，稍微一句说错，吓得后脊梁凉飕飕。崇祯恨啊，二十多岁头发就已斑白，鱼尾上眉梢。不光是骂尽群臣，更是恨。他所信任的只有那些善于揣摩他心思、曲意逢迎的大臣。十七年间，君臣上下挫败感如影随形，不能不说与崇祯之问关系甚紧。
有人说，崇祯是穷死的；也有人说，崇祯是被手下害死的。其实不然，他是被自己这一问弄死的。
崇祯也并非不知道天下官员贪者大有人在，但具体到谁是贪官，即便身为皇帝都未必知道。
崇祯之问也是崇祯之困，更准确地说是韩一良之困。为了免除韩一良式的结局，古人设计了一个“制度”，叫“风闻言事”。简单地说，“风闻”是为了保护举报者而隐瞒举报者姓名，并非纯粹的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韩一良的进谏显然属于“风闻言事”，但又不是他职责所在，也不是要弹劾某人某事，纯是出于对政治腐败的忧虑，提请皇帝采取措施开展廉政建设。
今人有建议采纳“风闻言事”来加强反腐倡廉，甚至有人提出“风闻言事”是反腐败最有力的手段。这实际上是误读了“风闻言事”的本意。
如果将“风闻言事”作为广开言路的措施，利大于弊；但如果将其作为反腐的手段，显然弊大于利，最大的弊端是容易导致官员相互攻讦，破坏法制。
所谓“康乾盛世”绝不是“风闻言事”所成就的。“风闻言事”成就的是言路大开，因而官员自然会有所敬畏。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两个美女。王素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仁宗耽于美色。仁宗责问他：“这是内宫之事，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王素的回答就道出了“风闻言事”的真谛：广开言路，鼓励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宋仁宗无从挑剔，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二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暂且留下来如何？”王素回答：“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所担心的正是怕陛下亲近她们啊。”宋仁宗听后醒悟，每人打发三百贯钱，将那两个美女遣散出宫。
王素与韩一良的遭遇截然不同，并非王素如何高明，而是他抓住了仁宗的具体事实，不涉及体制，所以能顶住仁宗的诘问。韩一良则不同，他提出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问题自古以来便是个天大的问题，韩一良没有想好就傻傻地提了出来，崇祯自然也没有想到，因此也傻傻地抛出了“谁是贪官”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