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机构，开端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延续于元明清，对传统教育的推进、人才的培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八年（1882）晚清重臣左宗棠写给学使黄漱兰的信中，谈到书院对于人才的教育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称“则欲思造士而冀其有成，非求之书院不可”。对书院评价如此之高的左宗棠，又有着怎样的书院情结呢？
就读书院，形成经世致用的理念
道光九年（1829），17岁的左宗棠结识了嘉庆、道光两朝名臣，江南布政使贺长龄。在贺长龄与时任湖北学政的弟弟贺熙龄两兄弟的关心下，左宗棠来到长沙城南书院就读。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正式书院。
城南书院是中国古代着名书院，也是当时长沙三大书院之一，位于城南的妙高峰下，原为南宋大儒张栻其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兴建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就读的时间有一年多，学习收获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首先，老师贺长龄、贺熙龄人格魅力的影响。两贺系湖南名门望族，为两江总督陶澍的得力帮手，他们以兴天下为己任，推动道光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无论在理朝为政，还是修身律己方面，都令左宗棠敬佩不已。其次，真实全面接触了经世致用之学。作为湖湘经世致用学派的领军人物，贺长龄将自己编撰的《皇朝经世文选》赠给左宗棠，左宗棠表现出比读儒学更浓的兴趣。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他开始涉猎一系列关切国计民生的书籍。另外，拓展了人脉关系。书院成为热血青年交流的良好平台，后来与左宗棠成为好友的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等，都曾在城南书院就读，并接受贺老师的教育。被老师誉为“未来国士”的左宗棠，不能不令大家刮目相看。
两贺在城南书院执教结束后，正好湖南巡抚吴荣光与贺熙龄一起在岳麓书院（创立于976年）新办了湘水时务校经堂，专门招收一些富有才华而经济条件又比较窘迫的儒生，左宗棠被招收于此，得以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在岳麓书院求学的时光，学院没有辜负左宗棠，左宗棠也没有辜负学院。左宗棠一生以血性起家，以率直闻名，以事功显达，这其中与其在岳麓书院就读，深刻掌握书院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有着关联。
左宗棠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做幕府期间，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称为“今亮”，意即当今诸葛亮。
可以说，左宗棠进入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就读后，经世致用的理念开始形成，事业的大门向他徐徐打开。
执教书院，实践教学相长的主张
高中举人之后的左宗棠，一面是金榜题名的喜悦，一面是入赘周家的无奈。父母双亡，家里的经济更加捉襟见肘，他和哥哥左宗植商量，将父母留下的十几亩田产留给了已故大哥的儿子，自己到湘潭隐山的桂在堂做上门女婿。湖南巡抚吴荣光一直关爱着极具才情的左宗棠，于是推荐左宗棠出任位于株洲醴陵的渌江书院山长（1837年，时年25岁）。
渌江书院是一座非同凡响的书院，始建于宋淳熙二年（1175），着名的“朱张会讲”就是从渌江书院拉开序幕。后有王阳明两次在此开讲，宣传他的阳明心学。左宗棠到任时，渌江书院由于师资缺乏，已经临近瘫痪。对有浓郁教师情怀的他来说，能够像祖父、父亲那样为人师表，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他抱定重振书院、教书育人的目的，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
在渌江书院，左宗棠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修订校规。学校无章可循，导致教学无序，学生无纪。他根据《小学八则》，修订规章条例，供大家遵守。二是探索教法。他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主要有日记法，即每个学生发个日记本，要求及时将所学的功课记在日记本上；检查法，每晚查阅学生功课，每月将功课与日记汇总成册后进行讲评；奖惩法，即“赏勤罚惰，必公必平”，对于那些做得好的，“引掖而督勉”，对于“有不率教者”，则“扑责而斥逐之”。三是自得其乐。通过左宗棠的精心教育，出现了“人人奋勉，气象一新”的局面，学生“并不怨其苛苦”，左宗棠自己也感觉到“吾既以此诸生，而自己亦时时省察，不敢怠肆，颇有教学相长之乐”。
他总结自己在渌江书院的教学体会，用了孔子“教学相长”作为总结和感悟，对“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的儒家经典领会更加深刻。在日后指导后人耕读传家等方面，都将自己在渌江书院教学和修身的体会，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教育和督导他人的同时，也勉励自己进步。
其实，在渌江书院执教其间，左宗棠最大的收获是被时任两江总督的道光朝重臣陶澍所赏识。陶澍借道回湖南益阳安化的老家，途中需在醴陵的行馆休息，被左宗棠所撰对联深深吸引：“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赞赏不已，认定此人是一位卧龙式的人物，于是亲自登临书院与左宗棠相见，交谈十分默契，从此左宗棠因陶澍的赏识驶入了事业的快车道。
兴办书院，造就廉干之才的基地
左宗棠曾说：只有两种官好当，一是巡抚，一是知县。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这两个平台有着实权，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
手握重权后的左宗棠，在全力完成朝廷交付的军事任务后，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为国家造就廉干的人才。他想到了放手兴办书院，以文化教育的复兴，起到军事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造就廉洁实干的可用之才。以其在西北兴办书院为例：
一是亲自擘画。据马啸所着的《左宗棠在甘肃》一书统计，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在甘肃兴修尊经书院等共计15所，从1869年至1881年修复仰止书院等14所。与书院相配套，在许多贫困县兴办义学，如为办理好新疆收复后的善后事宜，共兴办义学77处。
二是自掏腰包。兴办书院经费紧张，左宗棠除在极其紧张的经费中划拨资金外，还自掏腰包支持兴办书院。兰山书院是左宗棠重点关注支持的书院，哪怕最为艰苦的攻打金积堡的战役正酣，他还悉心关心书院建设，拿出自己的俸禄用于书院开支。
三是关心学业。左宗棠自己亲任书院编外老师，关注学子们的学业进步。当过书院山长的左宗棠，哪怕在军营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教师身份。他逐一阅读学生的书信，了解其思想情况和作文能力。收复新疆失地的战斗打响，他的指挥部设在肃州，便经常抽空来到肃州的酒泉书院，和学子们一起探讨学问。
四是优化环境。为书院长久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认真做好相关事宜。为此他十分注重教材的选择与供应。注意办好书局，刻印书籍作教材以扶正根基。同时，向朝廷上奏于1875年在甘肃设立贡院，实现了分闱乡试，极大激发了书院学子发奋读书的愿望，贡院花费50多万两白银，可容纳4000多人考试，为全国前列。
在左宗棠的带领下，湘军将领在西北兴办书院成为一种风尚。其中以魏光焘兴办的柳湖书院最为有名，规模宏大。左宗棠班师回朝经过此地时，特地进入书院视察，称其“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刘厚基恢复的榆阳书院也十分优秀，左宗棠亲书“北学其先”给予奖励。
可以说，左宗棠兴办书院，在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醇化了民风。书院后虽历经学堂、学院、大学等层次的演变，但传承学术、培育人才的宗旨至今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