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农人新买了条扁担回家，横着进不了屋，竖着也进不了屋。农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喀嚓，他把扁担拦腰折断，这回顺利进屋了。

起初，不能领会这则故事的寓意。想那门若宽大些，岂不省去很多周折？父亲却说，真正的智慧属于简单而纯朴的人，他们往窄门里去。宽大的门，进出方便，却纵容了人的惰性。窄门里是冷清的，坚持孤独的人并不多；宽门里人气很旺，却千人一面。

其实，父亲所说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做人做事的恒心与方法。宽门与窄门，隐含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应该说，这则寓言已被父亲注入了全然不同的内涵，同时，也被他重新诠释，引申了一生。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父亲选择了“窄门”。他是个医生，“文革”前期，被打成“右派”，遣送至一个偏远的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一个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变成了一个背着药箱，穿行在田头、村舍、百姓人家的“赤脚医生”。那时，一个年轻，漂亮的上海籍护士出现了，父亲心里亮起一盏灯。自然，这个护士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的医务室里终年漂浮着药物的气味，那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嗅觉。父亲每天为排着队来看病的患者诊治，开药，批假条，遇到病情严重的病人，需拆一块门板，叫上四个壮劳力，抬去十多里外的总场医院就诊。

惟有夜深人静之时，人都散了，父亲燃起马灯，捧着厚重的医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即使食不果腹的日子，父亲也没有放弃英语和法语学习。夏天，大花纹蚊虫肆意狂舞，父亲涂一身驱蚊剂，继续读书。冬天，北风伴着雪花，无孔不入地钻进单薄的芦席门，父亲心在书里，浑然不觉。遇上大雨滂沱，屋里也下起了雨，床头、书桌、诊疗台上放满脸盆、脚盆、饭盆，陈年的茅草房顶上，渗下的雨水，像一盆盆浓汁的酱油；父亲就蹲在这些叮当作响的盆碗之间，看书、做笔记。

与父亲同往农场的还有一位姓宋的医生，他选择了“宽门”，加入到政治运动的大潮中去，可私下却背不住内心的孤独，去偷农家的鸡鸭，偷食医用酒精醉生梦死。宋医生自叹怀才不遇，叹息自怜中，时光流逝，生命无限苍白……

年，我父母双双平反，我们一家返城。很快，父亲成了医院远近闻名的外科第一把刀，他出了四本书，都在医学界深受关注。如今，父亲已年过七旬，仍常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而那位宋医生却被酒精侵害了大脑，握笔手都发抖，别说手术刀了。

不久前，作家余华在谈到他的新作《兄弟》时，说了一段话，竟与父亲不谋而合。他说：我最初构思《兄弟》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叙述统治了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写作就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文/许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