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在中国的知名度应该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了，只可惜真实的潘金莲自从有了《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两本书以后，曾为县长夫人，又是贤妻良母的她就成了“千古第一淫妇”，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潘金莲和武大郎夫妇到底是一对什么样的夫妻——

　　原本是善良贤妻的潘金莲在小说中成了通奸杀夫的淫妇，原本是文武双全玉树临风的清廉县令武大郎在小说中成了“三寸钉、枯树皮”。这恐怕是演义与真实历史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对立矛盾了吧！当然，演义与历史有所出入这是经常有的事情，但潘金莲身上的出入就未免大的过分了，《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又是如何将她塑造成淫妇形象的呢？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曾经在山东阳谷县做县令，他少年时候的盟兄弟王某家败破落，逃难到他那里，希望看在多年情谊的面子上，拉兄弟一把。武县令平时就乐善好施，对这位落于窘迫的兄弟自然招呼倍至了。王某却不知道武大郎已经暗中为其在原籍盖房修屋，久不见武兄弟资助，便愤然离去。这一走不要紧，他却遂生邪念，忘恩负义，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县令恶意中伤污辱诋毁之能事。加之曾被武大郎治过罪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武大郎的清官形象从此被毁于一旦。

　　非但如此，就连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也遭受被辱之株连。潘金莲故居为清河县潘家庄(为避泼污，后改名黄金庄)，少女时代是远近闻名聪明美丽的大家闺秀。她老爸曾官拜邯郸知州，在故乡开有染坊。武大郎家本来贫困，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打工，因为品行端正又能干，知州就资助他学习，还将女儿金莲许配给他。潘金莲以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贤妻良母而闻于乡里。

　　作为明代民间文学家的施耐庵，却在道听途说，收集奇闻的基础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地挥就了“千古奇冤”武大郎与潘金莲。而他听到的材料又是从何而来呢？那自然是早年西门庆和王某四处杜撰诋毁而流传下来的了。从北宋到明朝，那么多年过去，流言蜚语非但没有减少消失，反倒因为四处的流传而更加被人“熟知”。再经过施耐庵在闻名遐迩的《水浒传》中大肆渲染一番，更加使得夫妻二人的“形象”被中国人更多的“认识”。若没有《水浒传》，哪会有后面的《金瓶梅》对潘金莲的彻底“定性”？

　　对于潘金莲，施耐庵就象一个娱乐记者一样，将听来的东西经过加工整理，给当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声誉上的损失。但他的后人却深明大义努力为蒙冤的夫妻昭雪。尽管如此，尽管清河县的县志也明文记载着武大郎夫妻的真实一面，尽管乾隆皇帝也为武大郎立过碑，但千百年来民众中流传的形象已经铁一般的固定下来。

　　当然，今天的我们已无法要求施耐庵向潘金莲夫妇道歉。可以说潘金莲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已经成了“通奸淫妇”的代名词，纵然百姓现在重新认识其真实面目，这一符号恐怕也很难消失。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都可以被人们重新认识，但是潘金莲可以吗？

　　其实著名作家陈忠实在为创作《白鹿原》进行前期准备的时候就发现，一面是历史上官方文件为那些所谓贞节烈女留下榜样的记录，一面是民众间广为流传的男女之间的逸闻趣事，民众流传的历史与官方记录的历史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割裂。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想象，如果潘金莲没有被诋毁，纵然她被官府的历史以贤妻良母的形象记录下来，也无法拥有后来巨大的“名气”，因为这也正如陈忠实发现的割裂一样，民众更多的乐于流传关于女人不贞洁而越轨淫荡的东西。在民众中间流传下来的光明磊落的英雄好人，除了很少很少的几个女性之外，映入眼帘的都是男人形象了。而这既是封建社会对女性压抑的一个表现，似乎也是当今女明星的情感绯闻广受关注的原因吧。

　　还有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随着婚外情和越轨的日益猖獗，原本以“淫妇”形象被人们认识的潘金莲逐渐受到性自由性解放者们的追捧，也想向她学习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潘金莲转而又成了“女性解放”的榜样。这难道不让人再一次啼笑皆非吗？我们对历史人物乃至今天人物的认识，经常是一味的批判或者盲目的崇拜，他们要么做“鬼”，要么做“神”，就是没能在我们眼里做一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