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出心裁的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全新方案

咸丰十年（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接着向北京推进，不久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交胜保调遣。这道圣旨是军机处于八月十一日六百里加急发出的，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之前送达曾国藩手中。

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是湘军的劲旅，很有战斗力。靠湘军起家的曾国藩，视兵权为命根子，当然不愿意朝廷抽走这支部队，把鲍超这样的猛将交给满族权贵胜保指挥。再者，当时随曾国藩渡江、进军皖南的部队当中，鲍超一军是绝对主力，他一走，曾国藩几乎无兵可用。

更让曾国藩有苦难言的是，接到圣旨头一天，李元度兵败徽州，祁门大营险情不断。此时的曾国藩，自身安全无法保障，身家性命吉凶未卜，哪有心思发兵“勤王”？

此事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连续几天“竟夕不寐”。

曾国藩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僚们充分发表看法。同时四处写信，找人谈话，广泛征求意见。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方案。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社会舆论乃至后世史评也令人惧怕。

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之中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

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拖到九月初五日下午，他才亲自起草了回复朝廷的奏折。

十月初四日和初七日，曾国藩果然接到了朝廷发出的两道新谕旨：鲍超、曾国藩和胡林翼均“勿庸前来”。

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大忙，而且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淮军史》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和看法

樊百川的《淮军史》却认为，曾国藩做出“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这个决定，是听取了湘军大将李续宜的建议，不是出自李鸿章之口，理由是除了徐宗亮的《归庐谈往录》，别无其他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点，而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却明确写有“主意系希庵（李续宜）所定”这样的话。另外《曾国藩日记》当中，除了八月二十八日记有“夜与少荃（李鸿章）久谈”一语，此后一个多月竟无一语提及李鸿章，曾国藩大营似乎已无此人（事实并不尽然。九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就当面向李鸿章打听过曾国荃在家乡的表现。——笔者注），而九月初四日上午李续宜奉召从湖北来到祁门后，到十二日离去，八九天时间里，曾国藩不仅连续多次与他畅谈北援之事，而且再无第三人参与。

此事究竟孰是孰非？

事实真如《淮军史》说的那样吗？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我们先来看《淮军史》引为论据的曾国藩写给胡林翼信中的这段原文：“楚军入援之谕，本日始行复奏。恭亲王之旨，亦钞折咨呈复之，兹将折稿录呈台览。主意系希庵（李续宜）所定，与侍（我）初计相符也。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求阁下于南北岸各军预先安排，应撤围者预先撤围，应退扎者预先退扎，俟奉到谕旨，公北上则侍当移驻皖北，侍北上则请公兼管皖南，皆义不容诿。其行装银两，日内即当筹画，诸求详示。”

曾国藩的意思非常清楚：“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的想法，他早就有了，李续宜和他无非是不谋而合，或由曾国藩说出，李续宜帮他下了最后决心而已，哪里是听了李续宜的建议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至于此后数天时间里，曾国藩反复多次与李续宜畅谈北援之事，不是谈要不要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交胜保调遣，而是商量曾国藩或胡林翼一旦统兵北上，原来的军事部署应该如何调整，他们该带什么部队北上等等，也就是曾国藩信中说的“南北岸各军预先安排，应撤围者预先撤围，应退扎者预先退扎”。

李续宜这次到祁门来，商谈中与曾国藩总体上虽然达成了一致，但并不是没有分歧，直到九月十二日早饭后李续宜离开祁门，他们的分歧都无法消除，使得曾国藩“心中为之郁郁”。

事情说来真是巧合，送走李续宜不久，曾国藩吩咐李鸿章起草弹劾李元度的文书，也遭到拒绝。这一下曾国藩恼火了，不仅把李鸿章当出气筒，而且气得自己“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所有这些，在《曾国藩日记》中都写得清清楚楚。

另外正如前文所写，八月二十六日凌晨曾国藩接到速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圣旨后，先是请众幕僚献计献策，继而四处写信，找人谈话，广泛征求意见，而八月二十八日夜里曾国藩与李鸿章恰有一次“久谈”记录，由此不难推断，“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这个决定，正是他俩这次“久谈”时定下来的，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有了充分酝酿并得到李续宜首肯，各方面考虑均已成熟，能确保万无一失，才由曾国藩亲自写成奏折回复朝廷。这与李鸿章拖几天再回复的主意，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