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说：“反躬自问，正义确在我，对方纵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这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儒家思想，个人觉得，其精髓就在一个“往”字上。“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明显带有殉道精神，散射着璀璨的理想主义的光辉。这种光明照耀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源源不断地给这文化补充钙质。我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刚健质朴的文化，其原因就在这里。孟子还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谓“不得已”，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儒家思想的博大，就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一些人，一些事，可以不去管，但儒家非要管，这是因为“家国一体”，后来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是这儒家精神传统的延续。

所以儒家思想中这个“往”字，可以理解为，为了国家民族，可以赴汤蹈火。其实孔子本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已经为这种“往”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往”是行动的，而非坐而论道的，“往”体现的是“行”与“知”的合一，而非单纯的“知”。儒家“往”的文化，是一种行动的文化，所以孔子本人，讲“敏于事而讷于言”，孔子不尚空谈。

可以肯定地说，儒家文化是一种行动的文化，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墨家重行动的文化，是遥相呼应的。我甚至觉得，儒墨两家在当时之所以被称为“显学”，与这种文化的行动色彩有莫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墨子风尘仆仆，到楚国去打消楚王攻打宋国的念头，就很能看出墨学的行动性。大家知道，儒学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文化，墨学是一种平民文化，两种文化在“行动”这一点上交织在一起，这是非常动人的一种景象。儒家的“往”，很好地体现出当下性，孔子之所以不言“怪力乱神”，就因为这些东西与当下性无关，也不能与行动挂上钩。

儒家文化“往”的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用行动对当下的干预，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被断送。宋明理学将富有行动性、当下性、干预性的儒家文化，变成了纸上论道，变成了一种纯粹形式化的思辨，儒家因此失去了血色，变得苍白淡薄，甚至浅薄了。

今天继承儒家文化，我觉得要继承其中那个“往”字，继承其行动性、当下性、对现实的干预性，这样，才算是有了源头活水。

回头说说道家。道家的魅力，与儒家相反，恰在那个“返”字上。“返”这个字，在《老子》里，写作“反”。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说白了，就是回归精神家园。一个人往外走得再远，最终也还是要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生固然应该要向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但也必须时时回头，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不然，生存空间拓展得再宽广，但精神荒芜空虚，人活着，其实也是没有劲头的。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恰恰就在提醒当代人，你走得太快了，灵魂都有点跟不上了。

我们知道，庄子将人的死亡当作回家，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那个成语“视死如归”。其实，不仅是死亡了才要回家，一首歌里不是这样唱吗，“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家”可以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也可以是一个精神的寄托。道家强调“返”，就是希望我们的灵魂能有个归宿，能有个寄托。我们读《庄子》，里面讲“心斋”，讲“坐忘”，讲“无听之以耳，应听之以心”，说得玄乎又玄，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我们返回自己灵魂的居所，找到一种心灵的栖息地。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这“诗意地栖居”，不过就是道家的一个“返”字在生活中的体现罢了。

人生是短暂的，用庄子的话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在这短暂的一生中，生命要有点博大恢弘之气，就应该要有儒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生命要有点静谧悠远之气，就应该要有道家“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内在追求。肩上有家国，心中有故乡，这个人，才会不计利害，不计得失，为国为民，默默奉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将这短暂的一生，过得完美充实，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