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垂千古的“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算是最不显眼的一家了。究其原委，这种“不显眼”倒不是因其缺少着名的作品，而是其处世的低调。通过他与“唐宋八大家”中的另一位“达人”——王安石的交往，人们能一斑窥全豹。

曾巩与王安石的籍贯同为江西抚州，还是远房亲戚，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二人相识于赶考途中，一见如故。

此后，当曾巩还只是一名生员时，便多次向朝廷要员推荐尚任职地方的王安石。在给蔡学士的信中，曾巩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王安石性情怪异，很难与人相处，而跟曾巩倒和谐融洽，交往不断。王安石说自己“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同时，对曾巩困窘的家境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牵挂和同情。

许多年来，他们惺惺相惜，彼此推崇。

曾巩在老家屡试不第，招致乡邻的嘲讽时，王安石为其不平，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说诽谤曾巩的人是一群小儿，他们哪里会有曾巩最终的成就？即便曾巩卑微贫贱到死，日后也会像班固和扬雄一样受人敬仰。

而先入仕的王安石因特立独行而不受人待见时，曾巩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倔强，遇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人们说他狂妄也好，不狂妄也罢，没必要理会。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并“引故交为己助”，其中也包括曾巩。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劝诫他慎重一些。“须教化日久，方才行改革，此不易之道也。”而王安石对曾巩的意见置之不顾。失望之余，曾巩主动请求离京到地方任职，从此辗转各地，长达12年，贯穿了整个熙宁时代。在此期间，王安石两度拜相，权倾朝野。

并非“始合终暌”。尽管，曾巩不赞同王安石的某些决策，但在地方为官时并没有干扰、妨碍其推行，还尽可能地修正其偏颇，弥补其疏漏。

王安石罢相隐居江宁后，宋神宗有次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呢？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吝”之论从何而来？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神宗频频颔首。

曾巩深知王安石的自负和执拗。如今王安石垮台了，怨声载道，曾巩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朝这个天怒人怨的失败者身上唾上一口，但他没有，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王安石的勇气和担当，也指出其不足。言外之意是王安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在哪儿，自然不知如何改正了。

这份相知，王安石了然于心。所以，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虽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却并未中断。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病重期间，王安石还数次前往探视。可见，植根于这对老朋友内心的那份情谊依然不减。正如多年前在变法受阻之后，王安石在写给曾巩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醇儒”曾巩默默地展现了这样的交友之道：贫贱时认同、扶助；发达时不迎合、依附；分歧时给以忠告、批评；沦落时不袖手旁观、投井下石。“上交不诌，下交不渎”，中正平和，和而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