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于天象运行道理之说明。具体观点依其对天和道的不同理解而异。殷人认为天有意志，主宰人事，故谓“天道福善祸淫”(《书·汤诰》)。周人提出“敬德”思想，谓“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书·召诰》)，认定人力可以济天道之不足。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对天道之主宰性提出怀疑。越国范蠡则谓：“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视天道为日月运行之规律。战国时期，思孟学派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不诚无物”(《礼记·中庸》)，把殷周主宰性之天道观改造为创造万物之主观精神本体。老庄学派则主天道自然无为之义，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七十三章)，“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天道》)。荀子扬弃道家关于天道自然无为之义，赋予物质性之内容，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以天道为“天行”，即天体运行之规律。西汉董仲舒继战国邹衍之后，将殷周时期天道观发展成为系统的天人感应论，以天道比附人事，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东汉王充继承先秦道家和荀子的天道观，提出“天道无为”，万物无“故”而“自”生(《论衡·自然》)，反对天人感应论。至唐，柳宗元、刘禹锡发展秦汉以来之自然天道观，提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天论上》)，以天道为万物生长、发展之规律，否认天道之意志性。入宋，理学家专言“天理”，罕言“天道”，而所谓天理，即指纲常伦理，具有道德属性。张载摈弃天理之道德属性，赋予“天道”以物质属性，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正蒙·太和》)，实则以天道为“气”之流行变化。明清学者大体仍本宋儒之说，或以天理言天道，或以气之流行变化言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