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盛夏，我去高雄演讲。一树一树阿勃拉的艳黄花串如同中了点金术，令城市灿碧生辉。

　　讲完了，我再南下，去看我远居在屏东的双亲。母亲八十，父亲九十一，照中国人的说法是九十二。何况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七，真的是每年都活得足足的，很够本。我对他的年龄充满敬意。在我看来，他长寿。完全是因为他十分收敛地在用他的“生命配额”的缘故(“配额”是外贸方面的术语，指一个厂商从政府得到的营业限量)。

　　依照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一个人一生的“福禄资源”是有其定量的。你如果浪费成性，把该吃的米粮提早吃完，司掌生死簿的那一位，也就只好开除你的“人籍”了。

　　我的父亲不然，他喝酒，以一小杯为度。他吃饭，食不厌粗。一件草绿色的军背心，他可以穿到破了补，补了又加补的程度。“治装费”对他来说是个离奇不可思议的字眼。事实上他离开军旅生涯已经四十年了，那些衣服仍穿不完地穿着，真穿成烂布的时候，他又央求妈妈扯成抹布来用。

　　我算是个有环保概念的人，但和父亲一比，就十分惭愧。我的概念全是“学而知之”，是思考以后的道德决定。我其实喜欢冷气，喜欢发光的进口石材铺成的地面，喜欢华贵的地毯和兽皮，喜欢红艳的葡萄酒盛在高脚水晶杯里……我之所以选择简朴是因为逃避，逃避不该有的堕落与奢华。但父亲，出生于农家的父亲，他天生就环保，他是“生而知之”的环保人士。

　　回到家里，晒衣绳上到处都有父亲三四十年来自制的衣架。衣架制法简单，找根一二公分宽的竹条，裁做三四十公分长的竹段，中间打一个小洞，穿过铁丝，铁丝扭作“S”形，就可以挂衣服了。

　　父亲的藏书也离奇，他不买精装书，只买平装书。他认为国人的精装书多半是“假精装”，只是把硬纸黏贴在书外面而已(后来，有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的确如此)。勤看书的人只消一个礼拜就可以让它皮肉分家。父亲的书，他真看(不像我，我早年见书就买，买了就乱堆，至于看不看，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他保护书的方法是把书一买来就加道装订手续。他用线装书的方法，每本书都钻四五个孔，再用细线缝过。他的办法也的确有用，三十年后，竟没有一本书脱线掉页的。

　　我偷了父亲一本《唐诗三百首》，放在我自己的书架上。其实这本书我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了，何必又去偷父亲的?只因那本书父亲买了五十年，他用一张牛皮纸包好，我打开来一看，原来那是一个拆开的大信封的反面，大信封的正面看得出来写的是在南京的地址，那时候，父亲是联勤总部的一个副处长。老一辈的人惜物至此，令我觉得那张黄旧的包书纸比书里的三百首诗还有意思。

　　夏天，父亲另有一项劳己利人的活动。他拿六七只大铝壶接满水，放在院子里晒。到下午，等小孩放学以后，那便是我家独制的“太阳水”，可以用来洗澡。至于那些大壶也不是花钱另买的，而是历年囤积的破壶。那年代没有不锈钢壶，只有铝壶，南部水硬，壶底常结碱，壶的损坏率很高。壶漏了，粘补一下，煮水不行，晒水倒可以。可惜父亲三年前跌了一跤，太阳水就没人负责制造了，我多么怀念那温暖如血液般的太阳水，如果有人告诉我洗了太阳水包治百病，我也是相信的啊!

　　父亲年轻时念师范，以后从军，军校六期毕业，也曾短期赴美，退役的时候是步兵学校副校长，官阶是陆军少将，总算也是个人物了。但他真正令我佩服的全然不是那些头衔，而是他和物质之间那种简单素朴的疼惜珍重。

　　我把他的高筒马靴偷带回台北。马靴，是父亲五十年前骑马时用的。那马靴早已经僵硬脆裂，不堪穿用了。但我要留着它，我要学会珍惜父亲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