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希望杜甫纳过小妾。因为，即使是在封建时代，纳妾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作为多年来一直爱读、爱说杜甫及其诗歌的书生，我也希望杜甫是一个人品道德上没有瑕疵的完人。但是，当我听到有人义愤填膺地表示，要痛扁欲于学术会议上发表杜甫晚年纳过小妾的观点的同行时，我还是感到了惊诧。我惊诧于这义愤的粗暴鲁莽。至少应该先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有哪些论据嘛。听完之后，再做判断，再动手不迟。当然，学术探讨，言者无罪，以君子动口不动手为宜。

　　很遗憾，我终于没能看到传说中的杜甫晚年纳过小妾的论文，不知道论者究竟提出了哪些论据。受其启发，我翻检了一遍杜甫诗集，看到三首有“婢”“女奴”词语的诗句：《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清朝遣婢仆，寄语逾崇冈。”《避地》：“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前两首，一般编年诗集都编在夔州期间，《避地》是逸诗，真假有待甄别，系年不详。这里姑且假设，这首诗是杜甫所作，而且也作于夔州期间。

　　如果说，这些诗中的“婢”“女奴”就是小妾的话，势必令人感到困惑：夔州时期，杜甫已经是五十四五岁的人，进入了他生命的暮年阶段，而且患有严重的风痹、消渴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纳妾迹象的杜甫，怎会有如此巨变，以至于晚节不保呢？

　　事实上，杜甫作诗，如果是妾，他会直接用“妾”这个字，不会用“婢”“女奴”等词语。例如，《得舍弟消息》：“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杜甫在夔州，因为时任嘉州刺史的老朋友岑参和时任云安知府的严氏等人的关照，夔州都督柏茂琳让杜甫管理上百顷公田，杜甫自己又购置了数十亩住宅附地，因此需要不少劳动力。杜甫诗中，就出现了阿段、信行、阿稽等多位土著奴仆的名字。这些奴仆，都是柏茂琳拨给他的临时劳动力，而不是杜甫自家的奴仆。诗中的“婢”，“女奴”，可能就是女奴阿稽，是杜甫家的临时保姆，并非卖身婢仆。杜甫对这些奴仆，充满同情，多首诗歌中描写了他们入深山修理水道、砍伐木材等艰苦、危险的劳动情形。有时候，杜甫也让自己的儿子宗文，跟这些奴仆一样干粗活。可见，杜甫对待奴婢的情怀，一如陶明明的“彼亦人子也”，是平等尊重的。

　　其实，即使杜甫真的纳过妾，也不见得就是多大的罪恶。我认为，评价纳妾这种个人行为，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律法风俗是否许可；二是，对待姬妾是否合乎人道人性；三是，是否损害到他人的尊严利益。如果，这三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不能算是罪恶。比如说，苏东坡之于王朝云，归有光之于寒花，都能以礼相待，一往情深。对于他们，我们不但不能加以谴责，还应该予以肯定和赞扬。而像朱自清父亲那样，生于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生活新风尚的年代，还在为一己的欢愉纳妾，气死生母，支尽儿子薪水，就应该予以谴责。至于今天的一些政府官员，违反党纪国法，瞒着家人，盗窃纳税人的钱，大量纳妾（今曰包二奶、养情妇），就更是罪大恶极，理当严惩不贷。

　　根据杜甫诗中的描写，当时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夔州地区大量女性成年之后，无法结婚，只能辛苦劳作，养活自己，孤独以终老。“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负薪行》）。这种情况下，倘若杜甫能在处理好家庭关系的前提下，根据自身财富能力，纳一两个妾，就不惟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他为解决社会问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至少，这种做法可以减轻或免去一两个妇女及其家庭的饥寒苦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