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既有对女子的残酷刑罚如“下蚕室”，也有以罚代刑的“女徒顾山”法条。“下蚕室”的刑罚在《女诫》出现之前就有，如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八年(公元年)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即把妇女阴道割去，与男犯同到高温的蚕室劳作。“女徒顾山”出现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年)，法条曰：“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雇山钱月三百。”也就是说：已判刑的女犯都放回家，用给官方砍柴的方法顶罪，在施行中让每个女犯出三百钱，算是雇人的月工价。建武三年，重新启动该法条，诏曰：“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但没说雇人价钱。

　　比较而言，东汉初期对妇女的法律约束比西汉加强了，《女诫》从道德上确认这种强化趋势，以至于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国法律惯性。到唐宋明清，则完全系统化，分为舂(配以黥劓)、拶(音“簪”)、杖、赐死、幽闭五刑，更有“沉塘”宗法私刑的处罚。可以说，所谓中华文明，其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在对妇女愚化之上的“吓化”，残酷用刑。班昭作为“大家”的贡献就在于把两汉以“女徒雇山”为代表的刑罚宽容论转向了全面严厉。这种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的政治道德的败坏，也许只有北宋理学家程颐可与之相比。有人问程颐：寡妇的日子太难过了，可不可改嫁，找个生活出路。程颐霸道地说：饿死事小，失节为大。轮到他自家事务了，他却变了原则，设法帮助其守寡的外甥女改嫁。

　　对妇女施刑以幽闭最为缺德。针对婚外性行为又不足以处死的，以木槌击腹并阴部，使子宫脱落并压迫阴道变形，使之无法性交并失去生育能力。至于未入正式刑律的骑木驴则更为残忍：将女犯人吊起，下置一横木，横木上再竖一根细且坚硬的木杆，有的干脆就是铁钉；将女犯徐徐放下，让木杆或铁钉穿其阴部或肛门，直到头部(喉或口)。女犯不能立死，须苦熬几日，慢慢致死。

　　无论《女诫》还是其他诸多女学著作，主要目标还在于通过上层社会的妇女的规范行为给底层社会示范，以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然而，有身份的贵族妇女很少接受这套训诫，那些妒妇根本没改变西汉以来的强硬作风，如广川王刘去病的妻子(王后)昭信之杀望卿。《汉书·列传第二十三》记载：广川王刘去病甚爱其姬望卿，妻昭信妒，造谣称望卿与郎吏有奸情；刘去病听信，望卿失宠；昭信遂让众妒者持铁烙追烫望卿，望卿被逼投井；昭信还不解气，乃用刀挖下望卿阴道，割下鼻子、嘴唇、舌头、扔至大锅里煮，“令诸姬观摩尽，乃止”。

　　妒杀成为一种贵族私密文化。三国时，袁绍妻子刘氏在袁绍死还未入土之际就杀了袁绍的五个爱妾，随即派兵将这五个女人娘家灭门。西晋贾充之妻郭氏疑贾充与乳母有私，立杀二乳母。第一次是贾充随乳母进了里间屋，导致乳母被杀；第二次是贾充亲吻乳母怀中的孩子，乳母遭疑，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