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一种隐士文化，它由文人内心一种隐逸情结所造就。说到“归隐”这个词，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陶渊明，千百年来，陶诗让多少文人心生归隐之情，他们悠闲处世，淡泊存身，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

何为隐？好像有各种解释，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隐逸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隐士归纳为六种类型。学者冷成金在《隐士与解脱》一书中，则将隐士分为七种：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文史学家陈传席先生又有新分法：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已而隐；先真隐，有机会就出山，没机会继续真隐。以上种种归纳，不知是否将隐士的状态说尽。我觉得也不尽然。

先来说说前面提到的陶渊明，那篇《桃花源记》给了我们最原始的定位，沿两岸数百步的桃花林走下去，很快就能看到一座山。山上有小口，武陵渔人好奇钻进去，走过狭长黑暗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大片灿灿平原，或者还有青青的嫩苗，这些青色闹了起来。这个故事后世解读许多，大致是对世外的向往和对桃源的追求。的确，东晋末年，混乱与动荡交织，无数陶渊明式的风骨隐士为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密林之中，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读之写之，思之想之，或着书立说以醒世，或积蓄东山再起之力道。

《桃花源记》告诉我们，他不是天然喜欢恬淡安逸，而是心中有大不平，想寄托自己一生未达成的理想和希望。思想固然很深，这篇文章即使不读那么深，单看景色也很好。叶嘉莹也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之中，如果以真淳而论，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元好问也赞美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那个内忧外患并存的年代格格不入。那些明争暗斗的政客使他那颗用世之心寒透了，他深感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都说人生。这样的求生方式，与陶渊明天性禀赋完全吻合，因此，他毅然收敛起那份兼善天下而不得的情怀，一头扑进了躬耕的生活中。

还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境地，如江河洋洋归于大海，海上升明月，静而阔，浩渺一片。又或者缘溪而行，上到深山白云间，山色空蒙中，人生往往在乐山与乐水之间徘徊，或者乐山或者乐水。茫茫宇宙中，人类常常盲目地追求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之中也许有人永远找不到精神上的立脚点，一生奔波，只为了“倾身营一饱”，可就算你劳碌一生，有了锦衣玉食，难道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实现了吗？陶渊明在其所选择的“躬耕”生活中感受和领悟到了人生的境界，才会与山水相伴，才会如此恬淡、静穆，如何怡然自得、陶然自乐！

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古代交通不发达，把一根大木头中间挖空，就成了“桴”了。当时，江南一带是有木筏、竹筏的，在北方多半用桴。孔子感叹说，万一自己在中国无法传道，无所作为，那只好做一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默默无闻以终此生。由此判断，中国文人的归隐之志，从孔子时代就已形成。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早就为士君子二元结构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间，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这是有条件的，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着名的隐逸者呢？没有人做过统计，即使有心人，也很难统计完整。吴瑛、尹淳、陈瑾，还有王维、柳宗元、李泌、范仲淹……这一庞大的隐逸群体，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里，做出无愧于时代、彪炳于史册的文化贡献。隐士们或“真隐”或“被隐”，他们都得到了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

今天，我们再来探究隐士之道，想学到他们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是不易的，唯有透过隐士高人们的人生轨迹，在独处中，怀“渔父情结”，在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把迷失的自己赶紧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