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枪有划时代的意义。刨根究底，也就理所当然。

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究竟是谁？据《中国近代史大辞典》《近代中国百年史大辞典》《历代名人协统黎元洪被迫效顺而起革命军于武汉之日也。”自此后，熊秉坤“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被载入革命史册，并被世人所公认，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异议。

但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新闻记者胡祖舜作为武昌首义的知情者，于1936年10月在汉口《中西报》上发表文章，公然对熊秉坤“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的说法提出质疑。他以亲身经历与新闻记者的洞察力判断认为当时新军辎重队在城外首先发动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10日下午6时，而新军工程营在城内发动起义是晚上8时左右，应是辎重队在先，而工程营熊秉坤在后。所以说熊秉坤“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的说法是欠妥的。另据文学社、共进社主要成员，第二十一混成协炮、工、辎各队总代表，城外起义总指挥李鸿升自述称：“……在万分紧张之际，罗金玉发一信号枪，全营同志蜂拥集合，入军装房，抢子弹一箱，燃烧马草马房，以为发难号，顿时满天烟雾，鬼神皆惊，人心奋发。”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一书中亦载有“城外起义总指挥李鸿升指挥罗金玉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时间是10月10日晚上6时零5分。‘幸是一枪，而民国从此声一响而专政倒矣”。李鸿升、胡祖舜都确认是罗金玉“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胡祖舜，名瑞，湖北嘉鱼人。早年曾任塾师。1908年加入新军十六协三十一标步队当兵。1909年加入共进会，1911年春毅然剪去辫子，以示革命决心。不久离开军营，任新闻记者，为报纸写稿宣传革命，并在武昌设立机关，联络革命党人。他是武昌首义的积极参加者。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参议。不久任民军辎重二营管带，曾在汉阳负责民军总司令部军械供应工作。南北议和后，任汉口警察局局长，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其所着《武昌开国实录》史料翔实，可靠性强。罗金玉被公认为武昌首义城外第一发信号枪者。

那么，武昌城里究竟是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呢？据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寓所写的《武昌起义谈》载：“程继身一枪中陶腰部，此即武昌首义第一枪也。”熊秉坤这段话讲的是一则史实：原来工程营正目金兆龙等秘密组织革命，却遭到二排排长陶启胜的武力反对，后队五棚士兵程正瀛为救战友金兆龙，于是抢先将陶启胜击毙。枪声响的时间是1911年10月10日晚上8时左右，虽然主观上不是为武昌首义打响了第一枪，实际效果却起到“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所以当时熊秉坤确认“此即武昌首义第一枪也”。这样看来，武昌城里工程营发难，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理应是士兵程正瀛，而不是熊秉坤无疑。

城外打响第一枪后，总指挥李鸿升率领第二十一混成协炮、工、辎各队43名起义军战士开始进攻武胜门等城门，但不得入，当转到相国寺时，听到城里枪声大作。武昌首义城内工程八营在最危急关头，幸亏立刻得到城内步兵与城外炮八标等所有革命党人的响应，从而夺取了决定起义成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楚望台军械库。由此可见，城内程正瀛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远远超过城外罗金玉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所以人们在谈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时，往往就武昌城里发难而言。

先说城外起义打响第一枪的罗金玉，武昌起义后，担任起义军第一支队支队长，10月11日，曾率领第二支队打退清军残部的反扑。但事后杳无音讯。而城外总指挥李鸿升武昌起义后虽曾参加推翻清政府统治和北洋军阀斗争，但似乎很不得志，大革命后就下海经商，在武昌开办民生袜厂，自此后就很少谈及武昌起义的往事。1931年因病去世。而胡祖舜后来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因参与曹锟贿选大总统，为人诟病（时人斥为“猪仔议员”）。后又创办《新潮北》杂志，刊登讥评孙中山的文章，更为人们所不齿。所以他着《武昌开国实录》及其1936年在汉口《中西报》所撰文章更不为人们所正视。罗金玉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至于“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者程正瀛怎么“榜上无名”呢？原来，程正瀛并非真正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不久就投靠北洋军阀，成为残害革命党人的一只凶恶的鹰犬。后来他被革命党人贾正魁诱捕，被灌醉酒后抛入长江淹死，他的“打响了武昌首义革命第一枪”之功，也随之烟消云散，“再不复有人道也”。其好友金兆龙，“物以类聚”，他也步程正瀛的后尘，投靠北洋军阀，当上一名密探，与革命党人为敌，人们都弃而远之，他最终于1933年在郁闷中死去。唯有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总代表熊秉坤，武昌起义后，被推为民军第五协统领，率军在汉口、汉阳与清军激战，后任民军第五旅旅长，擢升陆军少将。1913年参加反袁世凯斗争，事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年秋回国，在湖北组织讨袁军，任鄂中司令。后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湖北省政府委员、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先后得到袁世凯、孙中山褒奖，并被确认为“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者——辛亥革命的英雄人物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