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拐点。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兴起到积重难返的演化过程，在这过程之中也往往有一个拐点，当拐点悄然来临之际，力挽狂澜的机会窗口也自然不复存在，而进入了万历朝的明帝国，其结构性失衡所酝酿的潜在风险已然到了临界点。由于张居正事实上的大权独揽，万历皇帝，而因此，本就弊病丛生的大明帝国在万历皇帝后续一系列雪上加霜的毁灭性操作之下，在客观层面上大大地有利于努尔哈赤所急需的崛起空间。

直到这时候，努尔哈赤还只是大明辽东总兵府辖制下的一个建州女真的都督而已，即使是这个在明王朝眼中不值一提的头衔也是以其父、祖的因公殉职而勉强换得的。按照常理，在大明王朝分而治之的部落管理的矿产进行无休止的搜刮。张居正执政期间，为更好地加强明王朝的国防力量，重用了戚继光与李成梁这两个军事天才，一南一北，共同拱卫帝国。但在万历皇帝的雷厉风行之下，戚继光立马遭到了毫无意外的弹劾而黯然下台。李成梁呢？身在辽东的李成梁有可能对这暗流涌动的一切一无所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李成梁想到的首先只能是自保。事实是，李成梁仿若脱胎换骨了一般，自此之后面对为患频仍的蒙古、女真诸部族再无早年犁庭扫穴的智勇决心，反倒是更多地在奏章的遣词造句上煞费苦心，如此而已。当此之时，向来同李成梁有密切来往的努尔哈赤感受到了他的那位最高军事长官所发生的强烈转变。

李成梁于万历十一年（1583）之后发起的军事行动与努尔哈赤的小集团从来无涉。而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李成梁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

如果仅仅只是李成梁的默许和纵容，或许还不足以解释努尔哈赤超乎寻常的崛起之路，偏偏就在李成梁年老离休而辽东总兵易主之际，大明帝国卧榻之侧的朝鲜半岛爆发了规模巨大、强度失控的高消耗战争——万历援朝战争。在长达七八年的万历援朝战争有望休止的时候，努尔哈赤早已不再是以前的弱小势力，满洲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朝鲜战事结束后的万历皇帝如释重负，他那史不绝书的怠政也终于逐渐自间歇性的暗箱操作转移到了堂而皇之的台前罢工。无论众臣对中枢瘫痪的危机是怎样心急如焚，皇帝就是不为所动，同时，基于自身强烈的惰性与对明帝国权力结构运行框架的极度烦腻，皇帝对于那些善于来事且令他感到顺遂的旧臣，可能抱有更多的基于惯性的信赖感。李成梁就这样又重新回到了辽东总兵府，这一次，年老体衰而又锐气全无的他送给了努尔哈赤一个更加意想不到的礼物，他几乎是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迫使着六堡的兵民撤回了抚顺以西。

万历四十七年（1619），当努尔哈赤的军旗挥舞在明朝军事重镇抚顺城头上之时，万历君臣才恍然大悟，原来宿敌早已出现，只是满朝根本没有一个人稍加关注而已。久已瘫痪的明廷中枢稀里糊涂拼凑的数十万大军在一群只知媚上欺下的庸官裹挟之下如羊入虎口一般被努尔哈赤当作送来的肥肉。从此之后，连续丢失了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辽河防线彻底崩溃。而此时的明帝国正忙于党争倾轧，而堪称辽东柱石的熊廷弼则已然被朝廷下令“传首九边”。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钦定的四大贝勒之一。在努尔哈赤与大明帝国的一系列攻伐谋略中，皇太极几乎不曾缺席过任何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皇太极一上台，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父亲努尔哈赤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政策与诸多有伤民力的弊政一一废除，在礼仪之争的名头问题上对大明帝国一让再让，甚至不惜守土划界而治，为的就是换来满洲政权自身宝贵异常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尽管皇太极确实在多年之内均对关宁锦防线无计可施，但皇太极一方面控制了朝鲜王朝，另一方面则征服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正统——察哈尔林丹汗。最终，大明王朝的左右两臂均被皇太极拦腰斩断。

皇太极保持了极大的政治耐心，他力排众议，坚信基于他自己对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和对袁崇焕谨小慎微的心理把握，绕道喜峰口迂回进攻北京是绝无问题的，而以崇祯皇帝和袁崇焕之间早已滋生的隔阂，燃向北京的战火亦必然是伸向袁崇焕的屠刀。果不其然，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千刀万剐了，而袁崇焕一手培养的战将如满桂、赵率教等人亦均死于战场。但皇太极试图攻取北京了吗？并没有，这位君主有着超人的毅力和意志力，他总是能够在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中选择深谋远虑，而从不陷入任何一蹴而就的幻想与激进的狂躁之内。

在崇祯高压而刻薄的统治之下，除了那些已经死得其所的忠臣和被皇帝出卖的奸臣（如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外，那些幸存者就不能不多多考虑自己的退路问题了。而恰在此时，关外的皇太极适时地调整了政策，以相对真诚和海纳百川的态度对大明王朝进行着疯狂的招降纳叛行动，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这些手握重兵、声名显赫而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人士都无法抵挡皇太极以及后续多尔衮的诱惑。

终于，皇太极在步步为营的算计之下，一举攻克大明帝国经营了数十年的锦州城，关宁锦防线遂告解体，明军在崇祯皇帝内外不能兼顾的慌乱下仓促放弃了宁远而撤至山海关。另一边，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如果不是明王朝因着自身的腐朽与僵化在面对关外满人时表现出一泻千里的进退失据进而导致了赋税的加重，如果不是在极端天气的冲击下明王朝的贪官污吏仍在克扣民脂民膏，如果不是明王朝那些官商勾结的富商大贾、权贵世族宁可大发国难财也还在以其权势不愿向朝廷缴纳应承担之赋税，那些拿着锄头和木棍的农民又岂能揭竿而起、如入无人之境？

历史最终还是走到了它的1644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