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197—264）是汉末寒门的骄傲，但他最终的结局也反衬出寒门的悲凉。

他出身卑微，自幼丧父，曾为屯田民，最初得不到赏识，后遇司马懿赏识，官至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晋封邓侯，成为曹魏政权的“西南城墙”，并最终完成伐蜀大业，建不世之功。可他没有想到，这条功业之路，也是自己的不归路。

原本，曹魏代表新兴武人和中小士族的利益，曹氏刚刚把持东汉政坛时，尚能对士族大家发起冲击，但官渡之战后，曹氏也逐渐对士族大家（尤其是秉持儒家立场的士家）释放妥协信号，至黄初元年（220）春，曹丕继位，为了争取士家大族的支持，完成伐汉大业，本来代表了新兴士族及武人利益的曹魏集团，也转而让利于士家大族。曹丕依陈群（？—237，曹魏重臣）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由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风气骤起。

邓艾一生的转折在于遇见司马懿。因为才能非凡，司马懿破格将他征辟（一种擢用人才的制度）。《三国志·邓艾传》载：“宣王（司马懿）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

部分史家据此认为：司马懿看中寒门，有意革新阶层。但这种观点并不靠谱。事实上在司马懿拔擢的人物中，多数人的父辈是司马懿的至交、同僚或部下，如卢毓，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任其为司隶校尉，他的儿子卢钦后来被司马懿举荐担任中郎；又如荀顗、胡奋，他们的父亲与司马懿颇多交往。其中，荀顗之父正是颍川荀氏的代表荀彧。被司马懿举荐之人多为世家贵族或当时名士，寒门少之又少，邓艾只是一个另类。

在邓艾的后半生，伐蜀一役是他最辉煌的时光，但对于司马昭伐蜀的决定，邓艾起初并不赞同。

伐蜀之战，论资历和能力，邓艾本该都是主帅的最佳人选，可为什么司马昭决定用钟会（225—264，曹魏重要谋臣和书法家）为主帅呢？

除了因为邓艾站在反对一方，以及司马昭对钟会的重用，还在于长久以来，邓艾与司马氏集团核心人员的“疏离”，而这个就与邓艾的出身有关。邓艾原本只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没有世家依托，他一步步往上晋升的方式并不是依靠士人品评或家门荣光，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与谋略。

司马昭用邓艾而不引以为心腹，除了邓艾的出身问题，还有辈分上的考量。如仇鹿鸣（当代历史学者）所说：“邓艾是司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辈上要长于司马氏兄弟，他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自然无法像与之年龄相仿的钟会、贾充那样亲近。而在邓艾功业已着的情况下，如何来驾驭这些司马懿时代的老臣，也是司马氏兄弟所要考虑的问题。”

于是，景元三年（262），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而邓艾则辅助钟会，率领一支偏师。大军伐蜀，攻克乃还。后来，邓艾见战场形势有变，决定偷渡阴平，绕开剑阁，数十年僵持不下的魏蜀之争，顷刻之间被邓艾解决。

可在立下不世之功后，邓艾却下错了一步棋。

《三国志·邓艾传》载：“（艾）辙依邓禹故事旨意而行封授之事。邓艾除去封授蜀汉群臣官衔外，还大肆委任其部下担任蜀中各郡太守。

邓艾的这种做法，让本就与他保持疏离的士族更加笑话他，也让司马氏集团找到钳制他的借口。毕竟，邓艾灭蜀，居功甚伟，自古统治者不容臣子功高盖主，且无论是辈分还是家世背景，邓艾都不是司马昭发自内心仰仗的对象，加之邓艾没有士族支持，兵权又因钟会陷害而被夺，所以一时之英雄，也就彻底成为刀俎下的鱼肉。

大臣的几句谗言，就能让司马昭下决心逮捕居功至伟的邓艾？在这件事上，司马昭的心思恐怕也是“路人皆知”，只是不好点破。所以，邓艾没有禀告司马昭而擅自行事，成为他被捕的导火索，而参与杀害他的卫瓘，先斩后奏，不但没被降罪，反而转任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封菑阳侯。耐人寻味的是，卫瓘恰恰出生于儒学官宦士家，而参与诬陷邓艾的钟会、胡烈，前者出身颍川钟氏，是魏太傅钟繇之子，后者乃曹魏车骑将军胡遵之子，镇军大将军胡奋之弟。

邓艾之死的直接导火索表面上看是其灭蜀后的独断行为，但深层原因，在于司马氏集团对邓艾的忌惮以及士家大族对他的鄙夷。是非公论，民间心知肚明，司马氏集团又何尝不知道邓艾冤死，但做臣子的更明白，这是统治者有意而为的冤案，即便有二三人为邓艾说话，短期内也无济于事。

邓艾死后，魏国政坛里本就势单力薄的寒门，话语空间被进一步缩小，及至司马氏政权建立，朝廷上已经形成司马氏与尚儒士家大族垄断的局面。尔后，哪怕司马氏一度想遏制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想到的援手也不是寒门，而是外戚一支。整个西晋王朝，寒门的政治代言人基本空缺。

邓艾的悲剧看似偶然，实则蕴含了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他可以建立不世的功勋，却无法改变那个时代的政治秩序和趋势；他可以成为执政者赏识的幸运儿，却最终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邓艾一度是寒门的希望，但最终，他的死亡象征了希望的破灭。这是贵族政治的时代，寒门终究只是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