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不仅将大唐盛世拦腰截断，更让“节度使”与“藩镇”这两个“高冷”词汇走入人们的视野。正因为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得以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摇撼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乱”。在三百多年后，先后两次担任节度使的李玮却是另一番模样。李玮是宋仁宗的表弟，同时也是他的乘龙快婿。这位大宋节度使手中无兵无权，一辈子干得最惊天动地的事便是跟自己的公主老婆闹别扭。

三百多年里，节度使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何从挑动天下反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位高权轻的吉祥物呢？

唐后期：通往权力之路的节度使

天宝十载（751），唐玄宗让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统兵近18.4万，唐朝五分之二的边镇军队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而朝廷直属的军队才8万人，实力太悬殊了。

安禄山虽然兵多，但想成功，工资要靠财政发放，军队的粮草、装备也要靠财政配备。此外，安禄山统辖的战区虽然面积广大，但是行政事务由州县管辖。如果朝廷和州县不提供补给，安禄山瞬间就被卡了脖子。关键时刻，唐玄宗再度出了昏招。他让安禄山同时兼任辖区内的营田使、采访使，安禄山的权力由此大为膨胀。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为了安置已经投降却又桀骜不驯的安史旧部，唐朝只好将边区的节度使制度引入内地，让他们当节度使。为了对付这些不老实的节度使，唐朝在中原腹地广树藩镇，以此来控制经济命脉和军事要塞。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唐朝廷实力大损，地方实力派则迅速崛起。中唐以来脆弱的藩镇平衡被打破，朝廷再也无力制衡藩镇的发展。节度使终于得以放飞自我，野蛮生长。

五代：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

唐末藩镇混战，一些强藩乘势而起，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便是当时实力最雄厚者。开平元年（907），朱温废黜唐哀帝而自立，建立后梁，由此拉开了五代时期的序幕。

随着朱温称帝，昔日宣武军的藩镇军队摇身一变，成了后梁王朝的中央军——禁军。为了防范其他节度使也称王称帝，朱温不断扩充禁军，兵力骤增至20余万。唐末原本羸弱的中央军得到空前加强。此后的皇帝们不断把自己在藩镇时的嫡系部队加入禁军中，不断扩充禁军的力量，到了五代第二个王朝后唐时，禁军实力已经初步在地方藩镇部队之上。中央有了驾驭地方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藩镇要想改朝换代，必须借助外力。

宋太祖：削藩三策与再造中央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削藩三大纲领”。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进入五代，朝廷虽然重新掌握了对境内州府长官的委任权，可出任州府长官的人选，往往是节度使的亲信、僚佐，节度使仍然对州府有很强的控制力。

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

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进入五代，朝廷对地方的钱袋子开始收紧。过去不少送使、留州的财政收入，以“系省”的名义，划归朝廷所有。虽然如此，很多系省仍然储存在藩镇，称为“留使”，节度使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系省”财物上下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