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整，阿拉驾着大奔准时赶到了这家全国着名三甲医院的停车场。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然后故作深沉地说：“是沈明明沈师傅吧？我是病人家属，关于病人护理的一些具体事宜，希望能见面详谈一下。”

电话那边的沈明明正为交接班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在这家医院做病人护理快10年了，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有什么要求在电话里说一下就行。”

阿拉态度很强硬，坚决要求对方到楼下面谈，沈明明不想失去这单业务，只好答应5分钟后在停车场见面。

不一会儿，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人急匆匆地过来了，阿拉连忙冲他挥了挥手。

“你好！咱家病人是什么情况……”来人还没站稳，就急切地询问阿拉。突然，他看着阿拉愣住了：“哎呀，怎么是你小子！”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看到沈明明认出了自己，阿拉十分高兴，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不轻不重的一拳：“你怎么干起病人护理了？我记得过去你最不愿‘伺候’人了。”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沈明明叹了一口气。自从大专毕业后，他干过流水线，跑过销售，管过仓库，也在餐厅刷过盘子。走投无路之际，一位山东老乡介绍他到医院干护理。起初他非常不适应，为了生活只能是硬着头皮坚持。可是渐渐地生活磨平了他的棱角，他习惯了，接受了，不仅自己成了一名优秀的护工，而且手下管着20多个人。阿拉打电话的时候，沈明明正给大家安排晚上的护理工作呢。

“对了，你来找我干什么，不会只是为了炫富吧？”沈明明望着阿拉身边的大奔，故意打趣。

“干什么？一晃毕业十年啦，当然是找个地方一醉方休！”阿拉拍着沈明明的肩膀，连拉带拽让他上车。

“现在？”沈明明有点为难。他做梦也想不到阿拉今天会来找自己，心里自然是开心的。可这段时间他负责的病区里病人特别多，自己不仅要给工友们合理安排服务对象，还直接负责两个病人的护理，已经3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了。

“你这样搞突然袭击，真让我有点为难。要不，我们改天？我肯定提前安排好……”看到阿拉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沈明明硬着头皮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他掏出手机：“李师傅，你回出租屋了吗？还没有？太好啦！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19和20床的病人你能替我值一宿吗？我知道你也很累。对，这个工回头我一定还你。太感谢啦！”

阿拉看着沈明明的样子，心底有些内疚：“没想到你工作这么忙。这么多年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的联系方式。”

沈明明没有接他的话，而是故作轻松地说：“我也该放松一下了。咱们去哪儿？”

“外滩！”二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对彼此的心照不宣报以会心一笑。

大奔驶出了医院，立刻汇入了熙熙攘攘的车流中。窗外的景象熟悉而又陌生，虽然每天从医院到出租屋都会经过这些街道，可沈明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打量过自己所在的城市。

大奔伴着夜色来到了外滩，这里的变化程度更是超出了两人的想象。根据上学时的记忆，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条熟悉的街道，却没有找到那家过去常打牙祭的小店。

好在这家扬州炒饭在周围邻居中还是有些名气的，几经打听，阿拉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饭店还在，只是搬到了较为偏僻的街角。

终于找到了记忆中的“程氏扬州炒饭”，牌匾依然很旧，只是门店小了许多。

阿拉和沈明明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他们来这里不仅要寻找熟悉的味道，更为了寻找当年的那份情谊。

手脚麻利的老板娘擦了擦桌子，殷勤地问他们点些什么。

阿拉上下打量着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老板娘，难掩心中的激动：“请问店里老板是程国永吗？麻烦他忙完后过来一下。”

老板娘狐疑地看着阿拉和沈明明，赶紧跑到后厨去了。

不大一会，一个戴着眼镜、满脸汗水的青年跑了出来，隔着桌子还有三四步，他便触电般地停住了，一个劲地说：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程国永！”阿拉和沈明明看到他又懵又傻的样子，刚要上前搭话，突然邻桌的一个客人不耐烦地喊道：“我们的炒饭好了没？还上不上啊！”

“马上就好！”程国永连忙向客人道歉，同时向阿拉二人拱手：“兄弟们等着我，我忙完就出来，我给你们炒饭！”说话间，人已经跑回了后厨。

阿拉和沈明明打量着这间小店，不禁陷入了沉思。

十几年前，阿拉、沈明明和程国永在上海的一家大专读书着一家扬州炒饭的小店。由于跟学校距离不算太远，每逢周末，他们都要到这里蹭吃蹭喝。程家父母地为人宽厚，对待阿拉和沈明明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俩也力所能及的在店里帮着干点活。

正回忆间，程国永的老婆，也就是那位老板娘给阿拉和沈明明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炒饭。沈明明拿起勺子吃了一口，鼻头竟然有些发酸：这么多年过去了，程国永依然没忘二人各自喜欢的口味。

程国永终于忙完了，他对老婆说：“不干了不干了，今天早点打烊。”像一个孩子一样跑向自己的两位老同学。

三人终于在一家烧烤店坐了下来。阿拉不解地问：“那时候我俩都羡慕你有个开饭店的老爸老妈，可是你却说，打死也不会再干这炒饭的活儿……”

程国永明白阿拉的意思，自顾倒上一杯啤酒，敬两位感情最好的同学：“我们毕业了，老人也渐渐年纪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们偏偏舍不下这个小店。我能咋办？只好子承父业呗。”

程国永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说，前几年，他父母还和他一起帮衬着小店，可眼看着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大家人在上海的花销，便回江苏老家去了。随着房租越来越高，两年前他只能把店铺迁到了现在的位置，偏是偏了点，可是房租便宜些。说到这里他还调侃：“山东拉面哥可以坚持多少年不涨价，可是我撑不住啊，得先把房租挣出来。”

酒桌上的氛围非常热烈，阿拉他们一会儿回忆起上学时没敢追求的女同学，一会儿打听着老师同学的近况，一会儿各自“汇报”着现状。沈明明和程国永得知阿拉在浦东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玻璃器皿厂，而且老家的房子面临着拆迁，将会拿到一大笔补偿款，都对他羡慕不已。

三个人都有了很浓的酒意，十年前他们的最后一场酒也是在这样一家烧烤店。沈明明和程国永对视了一下，郑重地将酒杯倒满，非要敬阿拉一杯。